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的预测清楚显示，生活成本危机已十分严峻。
研究发现，包括提高家庭实物福利和降低劳动收入税楔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从长期来看能够比GDP更大幅度地提高经调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
面对不断演变的生活成本危机，各国政府应考虑实施这些改革，为向脆弱家庭提供的财政支持提供补充。
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的预测清楚显示，生活成本危机已十分严峻（OECD 2022）。预计今年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GDP增速均为正，但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较低，而且多数国家为负（图1）。此外，一些国家的这种差距之大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未曾出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为基础的收入指标比GDP更能衡量福祉，因此这一差距尤为值得关注。例如，经调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AHDI）被用作GDP的替代收入指标，见经合组织旗舰出版物《生活如何？衡量福祉》，也是经合组织美好生活指数的一项指标，并且更符合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建议，即关注家庭收入和消费，而非产出（Stiglitz et al. 2009）。
图1GDP与家庭可支配收入预测对比
2022年年增长率（%）
为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各国政府正在向脆弱家庭推出临时、及时且目标明确的财政支持（Adam et al. 2022）。这类政策与结构性改革措施有所不同：后者通常具有更持久的性质，往往需要多年才能提升经济的供给侧潜力。然而，我们近期的研究考察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对AHDI与GDP的不同影响（Botev et al. 2022）。主要发现如下：
消费者和行业面临的实际能源价格上涨，会显著拉大实际GDP与实际AHDI之间的差距：对典型的经合组织国家而言，实际能源价格每上涨10%，AHDI相对于GDP就会下降约2%。
部分结构性改革政策——包括家庭实物福利、家庭现金福利，以及降低有家庭的劳动者所面临的所得税楔——对AHDI的影响会放大。因此，政策改革后，AHDI的长期百分比变化幅度大于GDP。这些政策都通过促进就业发挥作用；它们对AHDI的提振大于对GDP的提振，部分原因是也提高了已有工作的家庭的收入。这也意味着，这些政策对AHDI的影响往往比对就业的影响更快显现。
另一类结构性政策的长期影响对AHDI而言弱于对GDP的影响，其传导机制通常主要取决于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因此，尽管削减企业税以及刺激私营企业研发的政策仍会提高AHDI，但据估计，其影响幅度不到对GDP长期影响的一半。同样，促进贸易开放或改善产品市场竞争的政策会提高AHDI，但AHDI的增幅比GDP的增幅低三分之一以上。其他可能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政策，例如放宽就业保护法规，对AHDI的长期影响也弱于对GDP的影响。减少集体工资协议的过度覆盖范围预计会对就业和GDP产生积极的长期影响，但据估计会降低AHDI。
对于其他结构性政策，AHDI的长期影响（以百分比计）与GDP的影响差异并不显著，不过短期与长期影响有时在方向上存在重要差别。例如，降低失业救济替代率或最低工资，长期来看可能会提高就业、GDP和AHDI，但短期内会大幅降低AHDI。
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这些研究结果，尤其有力地支持增加对幼儿教育和托育的扶持；这类项目占经合组织国家家庭实物福利支出的70%以上。此类政策能够促进长期就业，尤其是女性就业，并迅速且显著地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此外，即使在当前危机发生之前，至少有22个经合组织国家已将其列为结构性改革的优先事项之一，其中包括所有七国集团国家（Botev et al. 2022, OECD 2021）。经合组织各国政府在家庭实物福利上的支出差异很大（图2）；北欧国家此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经合组织中位数的两倍。虽然在初始支出水平较高时，进一步增加此类支出的回报可能递减，但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增支空间。
图2 家庭实物福利公共支出
占GDP的百分比，2019年或最近可得年份
最后，推动提供优质托育还有其他理由：既出于公平考虑（Cornelissen et al. 2018, Felfe and Lalive 2018, Hermes et al. 2021），也因为这能通过长期提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带来额外的供给侧效益（Égert et al. 2022）。
参考文献
Adam, S, C Emmerson, H Karjalainen, P Johnson and R Joyce（2022），《IFS对政府生活成本支持方案的回应》，财政研究所。
Botev, J, B Égert and D Turner（2022），《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对GDP和经调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否有所不同？》，经合组织经济部工作论文第1718号。
Cornelissen, T, C Dustmann, A Raute and U Schönberg（2018），《普惠托育：缩小贫富差距的潜力》，VoxEU.org，6月7日。
Égert, B., C de la Maisonneuve and D Turner（2022），《人力资本综合新指标：通过PISA和PIAAC成绩将教育政策与生产率联系起来》，VoxEU.org，4月28日。
Felfe, C and R Lalive（2018），《优质早期托育的均衡效应》，VoxEU.org，5月20日。
Hermes, H., P. Lergetporer, F Peter and S Wiederhold（2021），《托育入托率的社会经济差距：行为障碍的作用》，VoxEU.org，12月7日。
经合组织（2020），《生活如何？2020：衡量福祉》，经合组织出版社，巴黎。
经合组织（2021），《迈向增长》，经合组织出版社，巴黎。
经合组织（2022），《经合组织经济展望2022年第1期》，经合组织出版社，巴黎。
Stiglitz, J, A Sen and J-P Fitoussi（2009），《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的衡量》，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报告。
尾注
1 “‘经调整’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调整部分，反映了对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估算价值的计入；这为比较各国表现提供了更好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