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cil of Women World Leaders的Laura Liswood指出,无论女性是否意识到,外部力量都在塑造她们的选择。
关于女性能否兼得一切(即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已有大量文字与讨论。Anne-Marie Slaughter在2012年7/8月刊的 Atlantic Monthly 上发表的文章,更使这场争论愈加激烈。
我最近参加了一场以此为主题的分会。至少有12位成功女性讲述了她们的人生境遇与所做的选择。讨论非常个人化,用我英语老师的话说,是“ ad hominem”,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ad feminem”。也就是说,这一敏感议题上的争论是由个人经历框定的,而每个人都认为这些经历才是决定性因素。
当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处境,以及在生育第一或第二个孩子后,在职业上做出的选择时,讨论的走向往往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同样,男性可能会以“我有三个女儿”或“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我妻子决定留在家中”开启对话。
这些经历往往令人感慨、切题且富有启发。尤其是在“兼得之争”(Have It All Debate)或“为什么女性无法登顶”的讨论中,人们讲述自身经历,并认为这足以定论。但这只是三足凳的一条腿。我希望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能更多地基于研究、最佳实践,以及对男女做出看似个人化决定时其他各方作用力的清晰阐述。
兼得与否,不仅取决于个人或家庭的选择。这些选择受到政策、习俗和结构的左右,甚至被其强加,而这些因素远超个人的控制范围。外部力量 塑造 着女性的选择,无论她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另外两条腿是什么?
机构政策/项目/文化。这些包括对家庭友好型组织的提及、兼职工作的可能性,以及薪酬与晋升体系是否包容或排斥非线性职业生涯。这些因素受到围绕“在岗时间”和“始终在场”的文化鼓励或惩罚的塑造。组织是否真的 真正 相信兼职员工与组织同样投入,还是说,如果员工工作时间少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就会受到隐性却带有惩罚性的评价?
我常常想质疑那些一听到女性在职场上止步不前,就立刻以工作与生活选择为借口的人。这让人误以为该个人已对自己的职业和愿望做出了独立决定。从职业生涯伊始,女性的起薪就较低,即便是未婚、无子女的女性,在相似职位上也依然不如男性晋升得那么高。还必须指出,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或亚裔 男性 在企业中,这些人按理更符合主导群体的角色定位及家庭中的劳动分工,但他们在高层中的比例并未与其人口比例相称。
政府政策。 各国政府政策差异极大,但每项政策都会对人们的选择产生其独特的吸引或排斥力。签证政策可能决定有多少托育工作者可供雇用(例如相对于娱乐行业从业人员)。法定的带薪产假与陪产假,影响着企业如何看待男性与女性的成本效益关系。若陪产假并非政府强制规定,女性在招聘与留用上将被不当地视为比男性更昂贵。政府要么支持托儿所,要么不支持。法国拥有一流的托儿所体系;而在美国,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女性赋权”小组正在研究这些问题,以更好地理解经济性别差距的杠杆。在论坛的指导下,墨西哥、日本和土耳其已让其私营与公共部门组建工作组,以调查个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交叉影响。目标是找出各国的最佳实践,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可供效仿的范本。通过这些努力,或许我们能够停止将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个人,并将其平均分配到其应有的各方。
作者:Laura Liswood为Council of Women World Leaders秘书长,并兼任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议程理事会“女性赋权”副主席
观看达沃斯会议 “经济决策中的女性”,中欧时间上午11点。
图片:一名女商人走在巴黎金融区。REUTERS/Christian Hartm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