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年前的今天，奥特亚罗瓦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所有女性投票权。
这一事件是国际妇女运动持续发展的一部分，旨在帮助女性摆脱社会中的低下地位，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但为什么这一全球首创会发生在南太平洋一个小而偏远的角落？
时代背景
19世纪末，奥特亚罗瓦新西兰是一个动荡且迅速变化的接触地带，英国移民自信地推行系统性殖民，往往以原住民毛利人为代价。移民热衷于创建一个新世界，建立一种汲取英国精华的社会，并摒弃工业革命的负面影响——英国的黑暗撒旦磨坊。
许多人支持男性普选、较不僵化的阶级结构、开明的种族关系以及人道主义，并将这些理念延伸至改善女性生活。这些追求社会平等的自由主义理想促成了1893年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胜利。
19世纪末，新西兰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长串诉求，包括同工同酬、防止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经济独立、老年养老金，以及改革婚姻、离婚、卫生和教育制度，并为所有人争取和平与正义。
女性选举权运动赢得广泛支持，并成为女性争取社会平等的共同权利诉求。正如选举权运动者克里斯蒂娜·亨德森后来总结的那样，1893年体现了女性摆脱“长期以来的自卑情结”后所经历的“精神与心灵的振奋”。
另有两个因素助力新西兰成为全球首个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国土和人口相对较少，以及缺乏根深蒂固的保守传统。在英国，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于1866年向英国议会提交了第一份支持女性选举权的请愿书，但直到战时的1918年，英国女性才获得有限的选举权。
女性作为道德公民
作为一个“殖民边疆”，新西兰男性人口过剩，资源城镇尤为如此。从实用角度看，这使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和道德指引者的角色备受重视。
人们担心边疆会陷入混乱，充斥四处滋事的单身男子。在这一殖民背景下，支持家庭价值观的保守派男性也支持女性选举权。19世纪80年代，大萧条及其伴随的贫困、性放纵和醉酒滋事进一步凸显了女性作为安定家庭的母性人物所具有的价值。女性选民被认为能够稳定社会。
新西兰从一场国际女权主义运动中汲取了许多力量。女性正处于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之中；这一浪潮通常以女性生育和照护者的生理差异为基础，将她们塑造成道德公民。
当地女权主义者积极借鉴并传播来自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先进知识。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CTU）领导人玛丽·利维特访问新西兰，目标是在当地建立分会。此举产生了直接影响，促成该国成立首个全国性女性组织，并为女性争取投票权提供了平台，以推动她们关切的殖民地女权议题。
较早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其他地方，也具有自由平等观念盛行、男性多于女性以及保守势力不那么根深蒂固等特点。美国西部山区的四个边疆州率先行动：怀俄明州（1869年）、犹他州（1870年）、科罗拉多州（1893年）和爱达荷州（1895年）。南澳大利亚州（1894年）和西澳大利亚州（1899年）也在19世纪实现了女性选举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其他西部州、澳大利亚、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相继加入。
地方行动力
新西兰有幸拥有许多卓有成效的女性领导者，其中最杰出的是凯特·谢泼德。1887年，谢泼德成为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基督城分会负责人，并领导争取投票权的运动。
运动领导者组织有序、勤奋努力。她们采取的策略包括请愿、散发小册子、写信、公开演讲以及游说政界人士——当时正值一个和平时期，其他地方的妇女参政运动激进分子要到20世纪初才采取激进行动。
女性坚持不懈，克服了重重挫折。议会经过多次尝试，才通过《1893年选举法》。值得注意的是，选举权运动者争取到了公众舆论的支持。1891年至1893年间的请愿显示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共征集到31,872个签名，相当于奥特亚罗瓦成年女性总数的四分之一。
从实际出发，女性与议会中能够提出法案的男性结盟合作。尤其是资深保守派约翰·霍尔爵士认为，赋予女性选举权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道德、文明的社会。
“Suffrage 125”纪念活动的口号“whakatū wāhine——女性站起来！”体现了延续进步与平等传统的意愿。如今，承认多元文化背景十分重要。回顾历史，女权主义运动可能被视为殖民化的推动者，但它确实支持毛利女性获得投票权。梅里·特泰·曼加卡希亚向新成立的毛利议会提出动议，要求允许女性投票并在议会中任职。
新西兰仍是一个能够经历快速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小国。然而，映照其殖民历史，它既保留着一个粗犷阳刚之地的名声——男人豪饮啤酒、热衷橄榄球——也延续着女性坚韧、饮茶、操持家务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