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失去了一位捍卫价格稳定的伟大战士。保罗·沃尔克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期间，领导了一场坚决遏制两位数通胀的行动，并在此后数十年间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在几年前，他年近90岁时，还就安倍经济学可能带来的通胀潜力向我刨根问底。安倍经济学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改革战略（我曾担任制定该战略的顾问）。然而，尽管沃尔克的成就值得称赞，我们仍有必要思考，他的方法在当今低通胀环境下是否适用。
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时全球物价变动迟缓。凯恩斯认为，低于零的通胀率将相对僵固，并根据过去的结果形成通胀预期，因此主张大规模财政支出。这帮助各国摆脱了大萧条时期的通缩。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包括希腊、匈牙利和菲律宾在内的许多国家通胀飙升。在美国，通胀达到两位数，分别发生在1942年和1947年。
1979年8月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通胀率再次达到两位数，为11.35%，并且还在上升。为了遏制通胀、稳定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美联储提高了利率，尽管此举遭到美国部分行业的强烈反对。沃尔克于1987年离任时，通胀率已低于4%（此后峰值为1990年的5.4%）。
同一时期，罗伯特·卢卡斯——他后来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功说服了许多学术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形成预期的方式有误：根据他的“理性预期模型”，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测，而非对历史的了解，才是决定性因素。按照这一理论，货币政策——尤其是可预测的货币政策——几乎无力改变产能利用率或资源配置。
由此，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革命似乎取得了成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缓和”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显著减弱，资源配置则由价格机制引导。
但“大缓和”于2008年戛然而止：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引发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继而触发严重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久之后，凯恩斯主义再度兴起，全球许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纷纷采取刺激措施，有的实施财政刺激（如中国），更多的则采取货币刺激（如欧洲、日本、英国和美国）。
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迅速扩张了资产负债表，日本起初却落后于其他经济体。毕竟，日本的抵押贷款市场并未像美国和欧元区那样承受同等压力。但随着日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升值，这种失衡使日本本土产业处于竞争劣势。2013年启动的安倍经济学有助于纠正这一失衡：日本央行加快扩张资产负债表，令汇率走弱，缓解了日本产业承受的压力。
自2008年以来，全球通胀和未来价格预期已偏离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模式。尽管各国央行仍以2%的通胀率为目标，但欧元区和日本尤其难以达到这一目标。（自2017年以来，美国年通胀率勉强维持在略高于2%的水平。）
与沃尔克时代不同，价格加剧了通胀惯性：在需求过剩的情况下，定价变成了一项战略决策。最近，一家日资国际快餐连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去年10月2%的消费税上调生效后，他决定不提高价格，因为他认为竞争对手也会这么做。
经济周期的运行机制为何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或者变化的是否只是我们对事件的解读，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答：理性或行为性注意力不足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在2003年指出，过去人们认为经济主体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不受计算能力限制。但事实上，人们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因此，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所指出的，我们的大脑会选择信息搁置起来，不予处理。我们的行为——无论理性与否——并非由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塑造，而只取决于我们关注的信息。
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人们对两位数通胀的代价十分警觉，因此会留意并应对任何哪怕看似有一点可能推高通胀的事态，甚至反应过度。如今的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时，很可能关注的是截然不同的事态。鉴于预期对经济结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变化或许足以改变经济周期的运行方式。
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和松山公纪认为，宏观经济均衡有两种类型：一种以历史信息为锚，另一种则以对未来的理性预期为锚。了解经济主体如何决定处理或忽略哪些信息，将有助于揭示历史与预期在决定均衡时各自的重要性，从而帮助政策制定者避免代价高昂的失衡。沃尔克想必会赞同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