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翼北方联盟（Lega）党领袖马泰奥·萨尔维尼出任意大利新任内政部长，已在地中海移民问题上引发了一场对峙。意大利首次拒绝让一艘载有海上获救移民的船只在其港口靠岸，而欧盟内部关于移民政策的僵局日益激烈。类似的对峙已经延续到两艘其他船只上。
欧洲关于移民问题的公开辩论中，滋生种族主义言论的土壤颇为肥沃，这类言论往往围绕两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展开：一是移民是一种新现象；二是地中海历来被“分割”，人们从贫穷的南岸迁往富裕的北岸。
移民是地中海历史的核心，两岸之间有着丰富的交往传统。在大约16至18世纪的早期现代，人口流动十分频繁、形式多样，与今日情形颇为相似。
在这一早期现代时期，主要是欧洲人前往非洲和中东，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或逃避宗教迫害。这一趋势在19世纪有所增强。自1830年代起，来自西班牙、马耳他、意大利和法国的贫困农民大规模地迁往北非。意大利移民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达到顶峰，平均每年有12,770名移民离境。
迁移的原因
早期现代时期穿越地中海的许多人是违背自身意愿而迁徙的，他们逃避战争，或遭受政治或宗教迫害。我们今天所称的“宗教难民”最典型的案例，是1492年西班牙驱逐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被驱逐的犹太人迁居希腊、意大利诸国、北非以及当时由奥斯曼苏丹统治的中东地区。整个早期现代时期，犹太人向南迁移，前往奥斯曼领地，以逃避他们在欧洲频繁遭受的迫害。
另一种强制流离失所与人口贩卖有关。自古以来穿越该地区的奴隶贸易古道，使非洲奴隶被运往欧洲和奥斯曼领土。西班牙、北非、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的沿海居民也常在频繁的海盗袭击中被俘，随后被贩卖为奴。大小各异的船只很容易成为海盗和私掠者的猎物，这导致许多英国人和荷兰人沦为阶下囚。
人们也出于自身选择穿越地中海。该地区始终有士兵、朝圣者、外交官和旅行者的频繁往来。与今天一样，男性和女性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迁移，但在早期现代时期，这种迁移主要是从地中海北岸流向南岸。
对近邻的认识
过去，欧洲人迁往奥斯曼帝国，以谋求财富、逃避司法追究或改善社会地位，那里为新来者提供了许多机会。其中一些人获得了成功。地中海历史中不乏实例，意大利人、英国人及其他国家的人士在北非各摄政国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担任要职。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迁往奥斯曼领土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人联系的中断。1591年，一名来自威尼斯的年轻女子比阿特丽丝·米凯尔登上一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哥哥加扎费尔团聚。加扎费尔幼年被俘为奴，在奥斯曼宫廷接受培养，后成为苏丹信任的仆从，并逐步晋升于奥斯曼的等级体系。在君士坦丁堡的二十年间，加扎费尔从未与威尼斯的母亲和姐妹失去联系，她们随后决定前去与他会合。
那些永久定居于奥斯曼领土者的来信、获赎归乡的奴隶、商人和旅行者的讲述，也促进了关于“邻人”的故事与观念的流传。在17世纪威尼斯流传的故事中，最著名的一则是罗克塞拉的故事。她是一名基督教女奴，出生于今乌克兰的罗哈廷，后以“许蕾姆苏丹”之名成为苏莱曼大帝的妻子。这些故事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并助长了他们横渡大海的愿望。
货物、器物和食品也在流通。在16至18世纪间，欧洲精英对土耳其文化着迷。奥斯曼风格的时尚、音乐、建筑和工艺品都受到其启发。
在早期现代时期，地中海沿岸各地对外国人入境的规定、边境管控和接纳政策差异很大。当局通常表现出十分务实的态度。奥斯曼国家在15和16世纪接纳犹太难民，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专长和贸易网络。
在19世纪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尚未诞生之时，宗教等因素有时比“公民身份”或出身在接纳政策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例如，在宗教改革期间，教皇试图限制新教徒进入并居留于教皇国。在奥斯曼帝国，宗教归属同样影响了融合政策，因为宗教社群负责为同信仰的新来者提供援助。
方向的转变
地中海南北向的移民态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此后开始转向。第一股迁移潮由欧洲殖民扩张而流离失所的北非贫困农民迁往欧洲，随后二战后独立浪潮兴起，曾定居于殖民地的欧洲人陆续回归。20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因缺乏劳动力而鼓励来自地中海南岸的工人前来。
这一移民流向转变的根源，可追溯至17世纪起的经济和政治进程，例如欧洲权力的日益扩张。这一进程最终将重塑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在随后几个世纪中，中东和北非被转变为法国和英国工厂的原材料供应地，并为殖民统治铺平了道路。
这一切表明，移民方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历史环境影响。它也揭示了殖民化等进程对地中海移民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