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应用有限，阻碍了最不发达国家迈向结构转型的进程。
这些国家可在多个领域采取措施，以提升其技术能力。
应探索创新的资源动员方式，为此类转型提供资金。
结构转型是指将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和技能密集型部门的过程，从而启动发展与经济追赶进程。虽然许多国家已实现结构转型，仅用了几十年时间，而最不发达国家（LDCs）在这方面却进展缓慢，众所周知。
造成结构转型缺失的因素之一，是最不发达国家在生产和出口上对大宗商品的高度依赖。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21年大宗商品与发展报告》显示，超过75%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依赖大宗商品生产，而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相对多元化。
该报告还指出，要摆脱大宗商品依赖的陷阱并实现结构转型，极具挑战性。幸运的是，技术与全球一体化相结合可以帮助各国走上这一道路。
就技术进步及其有效应用而言，最不发达国家处于较低水平。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该指数监测了132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状况，其中处于最末四分位的32个国家中有21个为最不发达国家。在全部排名的22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仅坦桑尼亚位于第二四分位。
这一点也体现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格局中：高科技制造业出口占比（可作为结构转型的代理指标）除老挝、缅甸和坦桑尼亚外，其余最不发达国家均低于1%。相比之下，表现最佳的国家，如马来西亚（38.6%）、菲律宾（36.2%）和越南（36.1%），其占比是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以上（见下图）。
这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并非好兆头，因为实证证据表明，一国的产品和出口结构决定其发展轨迹。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类型的生产和出口对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影响都相同。
与初级产品或半加工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相比，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和更为复杂的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带来更多收入，并对生产率和结构转型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国生产和出口什么至关重要。基于这一认识和概念框架，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开发了一项经济复杂性指数（ECI），该指数证实，一国出口的复杂程度与其当前及未来的高收入水平和技术能力密切相关。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最不发达国家能否加大对关键领域的投资，以确保实现结构转型所需的技术先进水平？鉴于其国内资源受限，它们如何动员更多投资？
基础设施
电力、可靠的高速互联网连接以及数字技能等基础性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是应用技术的前提条件。然而，截至2019年，52.8%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口仍无法获得电力，而全球平均水平为90.1%。
即便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部，差异也相当大：不丹和老挝等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用电覆盖率达100%，该地区其他国家紧随其后，而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用电覆盖率则非常低。其中部分国家在过去十年中未能取得显著进展（见上文）。
有趣的是，最不发达国家四分之三的人口已被移动宽带网络覆盖，但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接入互联网。如果最不发达国家要利用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4IR）的新兴技术的潜力，获取和负担得起的数字宽带基础设施至关重要。然而，自2016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的宽带普及率一直保持在1%不变，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5%。
研究与开发
研发总支出（GERD）占GDP的比重，是衡量政府投入资源开展研发和创新意愿的良好指标。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现有数据显示，以色列和韩国等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超过4%，而没有任何一个最不发达国家达到1%，其中柬埔寨为0.1%，乌干达为0.2%，埃塞俄比亚、马里和尼泊尔为0.3%。仅有布基纳法索和卢旺达两国达到0.7%。卢旺达曾致力于到2020年将其支出提高至1%以上，其他最不发达国家也应认识到这一必要性并付诸行动。
技能发展
技术的产生、采用和规模化推广需要技术技能，而最不发达国家在此面临两大关键挑战。其一，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接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培训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最不发达国家相对较低。其二，受过这些学科培训的人员，由于技能错配和缺乏合适的就业机会，无法在市场中找到有收入保障的工作。
第一个问题可通过加强STEM投资加以解决，而第二个问题则可通过建立制度化机制加以解决，该机制用于促进学术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对话。
动员资源
最不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是资源紧缺，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这大幅压缩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财政空间，削弱了其缓解危机影响和启动复苏的能力。
然而，最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大宗商品出口收入以及外部资金来源，例如南南合作、贸易援助（AfT）、外国直接投资、混合融资和影响力投资，以提升技术能力。它们还应利用贸易援助撬动其他外部融资来源。
此外，它们还可以吸引可持续金融（包括气候金融）的投入，并利用贸易援助资源投资气候智能型技术，以融入绿色价值链。利用区块链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有助于其进入碳市场。
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多哈举行的第五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将为国际社会重新调整援助最不发达国家走向变革性转型的努力，提供一个新的及时契机。需要制定一项明确的战略，并辅以技术升级投资计划，使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实现结构转型和更高收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