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社会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享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与机会。
在这个多重危机交织的时代，全球挑战带来的负担和影响并非由所有人平均承担。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认为，建设公正社会需要公私部门合作，为共同面临的挑战制定包容性解决方案。
当今世界正处于转折点。各地风险不断上升，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对此有充分体现。
尽管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整个社会都认同，人人享有公正、公平、包容的社会这一普遍理念，是全球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个多重危机交织的时代，全球挑战带来的负担和影响并未得到公平分配。
多重危机时代的不平等
新冠疫情对社会中最脆弱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低收入群体、少数群体、残障人士及其他边缘化群体的死亡率更高，也更常遭受负面经济影响以及不利的身心健康后果。同样，气候危机预计将最先、最严重地冲击脆弱人群。2010年至2020年间，极端天气、洪水和干旱导致脆弱国家居民的死亡人数，是较富裕地区居民的15倍。
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表明，地方和区域事件可能引发系统性冲击，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催生了全球首场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危机，以及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正受到完全无法控制或影响的全球事件所波及，这些事件损害人们的生活，限制他们为自己及身边的人创造繁荣的机会。
公正的社会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享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与机会。健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在促进公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有助于拉平竞争起点，为社会优势较少的人创造更多机会；然而，自2010年以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持续稳步下降。建设公正、包容的社会，需要通过协作和包容性方案应对共同挑战。这是社会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不仅仅是承担特定民事或公共职责的各方。
值此2023年世界社会公正日，世界经济论坛邀请了四位全球青年领袖回答：公私合作如何应对系统性不平等，确保我们所有人都能生活在更加公正、包容的社会中？
杰西卡·杰克逊，改革联盟首席倡导官
系统性不平等是一个棘手而复杂的问题，仅靠政府干预或私营部门创新无法解决。采用“全员齐上阵”的问题解决方式，我们就能应对任何单一部门都难以从各自孤立的领域独力解决的挑战。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中，我促成了政治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共识，推动相关政策加强公共安全，并扩大边缘化社区的经济机会。我通过建立牢固关系、接纳多元观点，并共同制定反映所有参与方需求和看法的解决方案，做到了这一点。
充分发挥公私两个部门各自独特的资源和专业优势，我们就能开展有意义的合作，直面最顽固的社会差距，推动世界朝着这样的方向迈进：每个人都有公平机会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阿拉·穆拉比特，盖茨基金会卫生事务主任
作为11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我很早就懂得了合作的价值。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确保卫生公平到推动女性参与和平进程，我见证了与公民社会领袖、行业和政府的合作，如何在我们都深切关心的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尤其是在卫生、教育以及女性和儿童的机会方面。
以家庭计划为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推动科学进步、扩大人们获得更安全有效避孕方式的渠道，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女性有自由和选择权追求教育、事业及其他目标，并能适当间隔怀孕、在分娩间恢复身体，因此会有更多女性和儿童得以生存。
还有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它改变了公私部门合作提供救命疫苗的方式。自2000年以来，Gavi及其合作伙伴已为近10亿名儿童接种疫苗，以预防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疾病。他们还帮助减少了孕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病例；这种疾病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因素。
创新并不总能带来公平，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表明，合作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健康和公正，尤其能惠及那些最常被落下的人。
如果能善加运用，有意识合作的力量十分巨大。
艾伦·诺特-克雷格，Isizwe董事长
在我看来，南非不平等的最大成因是教育。低收入社区——城镇边缘贫民区（township）——的儿童无法获得教科书和教师，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则不愁这些资源。从年幼时起，这就造成了机会差距，并随着人们长大而不断加剧。
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聘请更多教师并建造更多学校，或者为城镇边缘贫民区提供快速且负担得起的互联网。后者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
营利性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可以为城镇边缘贫民区提供价格实惠的互联网，但前提是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建设并覆盖所有家庭。这需要大量资金。
公共部门可以通过开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融资，或为私营部门的债务融资安排提供担保，予以支持。这样，城镇边缘贫民区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就能为向所有家庭铺设光纤网络筹措资金，从而让当地儿童获得在线学习应用、教师资源和发展机会。
卢安娜·热诺特，巴西身份认同研究所执行主任
我认为，要加强公私部门合作以应对系统性不平等，就必须制定共同议程。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应共同参与，以了解各方在推动包容、抗击不平等方面分别处于什么阶段。
正如气候问题有缔约方大会（COP），我们也需要一项共同议程来促进包容，并依据数据了解各国的情况。我们必须提出这些问题：各家公司的情况如何？它们是否设有配额和平权行动措施？这些措施取得了进展还是有所倒退？各国企业和政府中有多少女性担任领导职务？
我们缺少一项共同议程，来衡量社会各部门取得的进展和遭遇的挫折、困难与挑战，甚至总结良好实践。如今存在的只是一系列彼此孤立的行动。
这项议程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有助于建立一把衡量标尺，让我们了解在尊重当地背景的同时，与往年相比，我们在这一议题上是否正以系统化的方式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