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令人担忧的高经济不平等正在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经济不安全感是中东暴力冲突的驱动力之一,也是部分欧洲国家法西斯势力抬头的原因,匈牙利和波兰尤为突出。即便在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经济边缘化也助长了沙文主义和至上主义身份认同的强化,并引发阿片类药物流行等其他社会问题。
这些趋势已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据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指出一次重大转变发生在1988年至2008年间。在这一“高度全球化”时期,世界上获益的两大群体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中最富有的1%人群,以及少数亚洲国家的中产阶级,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7.66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10%）截至2013年仍生活在每天1.90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以下。
关于应对这一令人沮丧局面所需的政策,已有大量论述。然而,在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甚至包括一些受误导的贫困人群——主张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因为它们是自由市场的结果。因此,要说服他们支持补救性干预措施,就需要更深入地审视不平等背后的逻辑与道德问题。
在阅读克里斯·休斯精彩的著作《公平的机会:重新思考不平等与我们如何赚钱》时,我思考了这个问题。休斯与马克·扎克伯格共同创办了Facebook,如今年仅34岁便拥有惊人的财富。他在书中动情地讲述了自己在北卡罗来纳州小镇成长的经历:他笨拙地试图融入“白人富家子弟”的圈子,后来公开出柜,并且学业表现优异,最终得以进入哈佛大学。
休斯最终与扎克伯格成为室友,这纯属运气。事实上,他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在探讨运气在决定个人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尽管休斯的父亲教导他,实现“美国梦”全凭自己白手起家,但休斯最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写道:“我在Facebook的成功让我明白,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比如大学时和谁同住一间宿舍,都可能对我的整个人生产生巨大影响。”
休斯针对不平等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富人征税,以便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有保障的最低收入。令人欣慰的是,至少有一部分美国最富有的人足够诚实,能够认识到这一制度的不公,尽管他们正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
要理解不平等的逻辑与道德,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休斯关于运气的观点。问题不仅在于他财富的一部分源于运气;事实上,全部财富都源于运气。正是运气决定了休斯足够聪明,得以考入哈佛,并在那里结识扎克伯格。同样,扎克伯格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学会Atari BASIC编程,也是运气使然。
有人试图以努力工作同样重要来反驳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切题。毕竟,一个人是否具有强烈的职业道德,本身也取决于运气,因为它取决于一个人的基因构成、成长环境和教养方式。因此,运气作为财富决定因素的首要地位意味着,经济不平等并不存在“道德”上的正当性。道德上的正当性。
此时,许多出于善意的激进主义者会得出结论:我们因此必须实现完全平等。但这里的“因此”并不成立。确保公平与公正固然重要,但消除贫困、改善中产阶级的机会同样重要。在当前条件下,追求绝对平等可能会削弱人们的工作动力,从而导致广泛的经济崩溃。过去许多出于善意的社会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寻求平衡。当前难以接受的高度不平等,需要通过改善教育和卫生服务的干预措施来解决,也需要像休斯所建议的那种再分配税收;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以保持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经济的正常运转。
休斯提出的最低保障收入方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若将其视为灵丹妙药,则是错误的。为便于论证,假设最贫穷的一半人口负担不起某种能保障其基本健康的疫苗。人们可能会认为,向每个人提供最低保障收入即可纠正这种不公。
但现在假设,某种关键资源只够生产供一半人口使用的疫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给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多少钱都无关紧要:药品价格会持续上涨,直至只有最富裕的一半人口能够负担得起。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确保公平分配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抽签来分配疫苗。
因此,保障收入的效果取决于经济体潜在的一般均衡。疫苗情景只是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的一个例子。要使休斯的方案行之有效,我们必须识别出更多可能的突发情况,并设计相应的体系加以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