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美国的总体预期寿命已连续三年下降，扭转了持续一个世纪的死亡率稳步下降趋势。预期寿命下降反映出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中，所谓“绝望之死”（即因酒精、药物和自杀而死亡）急剧增加（Case and Deaton 2015, 2017）。1999年至2017年间，经年龄调整的药物过量死亡率上升了256%，而自杀率增长了33%（Hedegaard et al. 2017, 2018）。
Case和Deaton在率先揭示这些趋势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工薪阶层非西班牙裔白人的经济机会减少，加上慢性疼痛、社会压力增加，以及婚姻和生育等制度的恶化，是这些趋势的主要驱动因素。Case（2019）进一步指出，廉价海洛因和芬太尼的流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持续糟糕的经济状况相互作用，使这些原因导致的死亡持续存在。其他学者对这种以压力和绝望作为解释重点的观点提出质疑，尤其是在药物相关死亡方面（Roux 2017, Ruhm 2019, Finkelstein et al. 2016）。这些研究者转而指出地域特定的“供给侧”因素，即药物环境中的因素，尤其是新型、高度成瘾且危险的药物所起的作用。另有学者还指出，肥胖流行以及艾滋病危机的滞后效应也是这些趋势的驱动因素（Masters et al. 2018）。
我们通过考察两项提高低收入美国人税后收入的经济政策——最低工资和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ITC）——如何对“绝望之死”产生因果影响，为这一讨论做出贡献。
我们的研究
为估算最低工资和EITC对死亡率的因果效应，我们采用准实验方法，利用1999年至2015年近16年间各州经济政策的州际差异。我们的主要数据来源是经地理编码的美国疾控中心多重死因文件，并与来自各种来源的州级人口、经济和政策变量相关联（有关数据来源和方法的完整说明，请参见Dow et al. 2019）。
我们使用的受限访问死亡率文件包含多种人口特征，包括种族、民族、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教育程度与我们的分析尤为相关，因为它可作为接触EITC和最低工资的代理指标。我们特别关注没有大学学位的18至64岁成年人的死亡率，因为这一人群最有可能受到最低工资变化和EITC的影响。虽然“绝望之死”一词通常包括药物过量死亡、自杀和酒精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Case and Deaton 2015），但我们在此关注药物过量死亡和非药物自杀，因为它们在短期内更可能对近期政策变化作出反应。
我们的分析采用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以估算特定死因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模型。我们的估计表明，两项政策都显著减少了我们低学历样本（没有大学学位的成年人）中的非药物自杀。具体而言，我们强调三项发现。第一，最低工资提高10%会使自杀死亡人数减少3.6%，而最高EITC提高10%会使自杀人数减少5.5%。根据研究期间该人群的平均年度自杀率推算，这意味着每年减少超过1,200例自杀。
第二，这些政策对减少自杀的效果在女性中更为显著。最低工资（州EITC抵免额）提高10%，自杀死亡人数分别减少4.6%（7.4%）。这与两类人群接触这些政策的差异相一致，因为女性更可能从事最低工资工作，也更有资格获得EITC。
第三，我们未发现最低工资对非西班牙裔白人及其他种族/族裔群体的自杀率有差异化影响；但有暗示性证据表明，EITC对有色人种的影响可能更大。
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在更可能受到较高最低工资和慷慨EITC影响的群体中，自杀人数的减少幅度更大。对于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成年人，我们发现这两项政策没有显著影响，而这一群体从事最低工资工作或符合EITC资格的可能性较低。这一发现支持了我们提出的假设机制，即这些政策通过使低收入群体脱离贫困来减少自杀。重要的是，两项政策均未对药物相关死亡产生显著影响，而此类死亡在美国随着非法阿片类药物、海洛因和芬太尼的更广泛可得而有所增加。这些无效应结果与Ruhm（2019）、Finkelstein（2016）以及其他强调药物过量致死急剧增加的供给侧驱动因素的观点相一致。很可能需要其他政策来应对这些趋势。
因果关系的证据
我们的研究首次提供了这些政策对非药物自杀致死产生有益影响的因果证据。我们研究设计的基本假设是，通过比较同一年内最低工资和EITC税率不同的各州，我们能够获得政策效应的因果估计。要使这一方法有效，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各州最低工资和EITC税率的变化应与未观测到的死亡驱动因素不相关。
我们通过估计一个事件研究模型，为平行趋势假设提供有力证据，该模型刻画了最低工资或EITC变化前后效应的时间路径。这些模型背后的直觉是，较高的最低工资或EITC税率在政策变化之前的几年内不应对死亡率产生任何影响，但在政策实施时，我们应观察到结果出现不连续的跃变。图1展示了这一模式，该图分别按性别分层，绘制了最低工资（A图）和EITC（B图）的估计效应（及其95%置信区间）。
图1非药物自杀的事件研究模型
结语
我们的发现，即提高最低工资和扩大EITC显著降低了自杀率，与近期识别自杀经济相关因素的研究相一致，这些因素包括非就业、缺乏医疗保险、房屋止赎和债务危机（Reeves et al. 2012, Chang et al. 2013）。
更广泛地看，这些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一批新兴文献，这些文献考察了经济政策与相关健康行为及结果之间的关系。例如，近期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会减少女性自我报告的抑郁（Horn et al. 2017）和自杀（Gertner et al. 2019），并且对青少年酗酒或酒后驾车致死没有有害影响（Sabia et al. 2019）。总体而言，近期关于最低工资对健康影响的大多数论文都发现了有益效应，但其中许多研究使用了存在疑问的方法，使其作为可信因果分析的有效性受到质疑（Leigh and Du 2018, Leigh et al. 2019）。
已有研究发现，扩大EITC能显著改善母亲的健康状况和出生结局（Evans and Garthwaite 2014, Hoynes et al. 2015, Markowitz et al. 2017），而Lenhart（2019）的一项近期研究发现，扩大EITC可改善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和扩大EITC将带来显著的公共卫生效益。
最低工资和EITC均能提高低工资工人的收入。经济学家普遍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可增加收入并减少贫困，同时对就业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负面影响。本研究的新发现表明，最低工资和EITC政策的益处比此前认为的更为广泛，并有助于遏制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的“绝望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