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封锁措施把女性困在施暴者身边，使针对女性的暴力更加严重。
最大的挑战在于，很少有女性举报暴力行为，巴基斯坦警察总督察玛丽亚·马赫穆德（Maria Mahmood）说。
马赫穆德将此归因于“父权制警察部队”和“归咎受害者的态度”。
为帮助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妇女署在包括巴基斯坦和科索沃在内的世界多地组织了警务培训。
该机构出版了《针对遭受暴力的妇女和女童的性别响应型警务服务手册》。
在过去18个月里，COVID-19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把女性困在施暴者身边，使本已普遍存在的针对女性的暴力更加严重，同时使许多女性无法获得帮助。即便一些女性设法联系到警方，她们仍会面临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一种将幸存者视为问题主要根源的文化和制度。
“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由于警察的归咎受害者态度，女性不举报暴力案件，”巴基斯坦国家警察学院院长、警察总督察玛丽亚·马赫穆德说。“我刚开始当警察时，对父权制警察部队中根深蒂固的偏见感到震惊。刑事司法系统存在歧视，还会污名化暴力受害者，而且没有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
除了不友善的警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据联合国2015年的一份报告，全球仅有十分之一的女性幸存者寻求警方帮助。联合国妇女署一直在其“基本服务”工作中推动警务改革，并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合作，开展针对基于性别暴力的警察和司法应对工作。
联合国妇女署利用其关于性别敏感型警务的手册，在包括巴基斯坦、科索沃[1]、摩洛哥以及世界最大难民营——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在内的世界各地组织了警务培训。今年，联合国妇女署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国际女警协会合作，出版了这部529页的《针对遭受暴力的妇女和女童的性别响应型警务服务手册》；该手册将在22个国家使用。手册提供了切实、深入的指导，涵盖如何在COVID-19疫情等危机期间作出应对；如何预防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以及如何开展满足幸存者需求和关切、并更加侧重调查施暴者所作所为的调查工作。
转变观念，推动变革
在巴基斯坦，联合国妇女署于2019年和2020年对国家警察部队进行了培训，并于今年编写了一本针对巴基斯坦的警察培训手册，内容涉及如何应对女性幸存者。马赫穆德正在将这些经验应用于她所在的学院。
“我们将联合国妇女署视为帮助我们提升巴基斯坦警察能力的关键合作伙伴，”她说。
科索沃警察局家庭暴力调查科负责人塔希雷·哈克索利（Tahire Haxholli）少校表示，联合国妇女署的培训改变了警察部队处理幸存者案件的方式，“尤其是在处理案件时不带偏见、不带污名，并优先重视此类问题”。
阿蒂库尔·拉赫曼（Atiqur Rahman）是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的指挥官，他表示，之所以在该营地部署女警，是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女性难民不愿与男警交流。他还表示，警员们还接受了如何克服语言障碍，以及如何共情处于此类弱势境地的人的培训。
联合国妇女署摩洛哥办事处一直支持国家警察部队的重组，尤其是确保每个省级警察局都设有一个专门的单位，接受处理女性暴力幸存者案件的培训。
在改革中受益的人中，有一名年轻女子，她于2019年在梅克内斯市遭到老板的虐待。一位朋友把这名怀孕的女子带到了警察局。
她处境艰难。在摩洛哥，婚外性行为是一种犯罪，而她当时身上带着“证据”。在接受联合国妇女署采访时，这名女子回忆道：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担心[警察]会无视我，不会相信我要告诉他们的事情。
“但当我到达时，一位女警热情地接待了我，她自我介绍说是女性暴力受害者警务科的科长。我心想，如果科长是女性，也许她会理解我。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每件事都有解决办法。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她的话给了我鼓励，她十分用心、专注地倾听我，表现出兴趣。
“当时，我感到不安全、没有安全感、觉得自己不值得，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完了。与她见面让我意识到，我仍有机会重新开始生活。”
国际女警协会执行董事、前英国总警监简·汤斯利表示，尽管增加女警会提升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但要实现持久变革，就必须通过更好的政策、结构和做法来转变警察文化。
汤斯利作为联合国妇女署顾问，一直在培训科克斯巴扎尔的警察，并与人权和安全专家米尔科·费尔南德斯（Mirko Fernandez）共同撰写了这本新发布的手册。与大多数其他警务培训材料不同，该手册主要面向警察中层管理人员。
汤斯利表示：“我深刻认识到，你可以培训世界上所有的一线应急人员，但如果那些管理和领导一线人员的人不理解有效应对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其他努力都将徒劳。”
“这本手册由警察为警察编写。手册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确保各机构层面的警察接受其实施责任，并认识到它所能带来的益处——不仅对遭受针对妇女和女童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有益，也对整个警察机构的效能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