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博客系列“ 社会企业家”的一部分,我们采访了马丁·伯特(Martin Bur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Fundación Paraguaya,就其机构的 Poverty Stoplight 评估工具进行了探讨,该工具旨在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家庭可通过一项在线30分钟问卷调查,绘制各自的贫困图谱,并制定和实施清晰的脱贫计划。目前,Poverty Stoplight已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18个国家使用,私营部门也对利用该工具帮助员工表现出兴趣。
数十年来,您一直是巴拉圭推动包容性增长的领军人物。您创立了巴拉圭首家小额金融机构Fundación Paraguaya,其创业教育项目已通过遍布125个国家的2500家机构网络得以复制推广。您还创建了Poverty Stoplight,这是一项可视化调查工具,帮助贫困人口在六个维度的50项指标上评估自身的贫困程度,例如是否拥有适当的卫生设施、子女是否接种疫苗等。Poverty Stoplight有何不同之处?它又如何帮助家庭摆脱贫困?
科技使今天能够实现过去无法想象或难以实现的许多事情。在本案例中,科技让贫困人口能够借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在30分钟内自我诊断其贫困水平。贫民窟或农村村落中的家庭首次有能力全面盘点自身状况,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主能力。
传统上,是政府社工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将信息带走。Poverty Stoplight则恰恰相反:家庭在50项具体指标上自我评估贫困水平,结果以仪表盘形式呈现,供家庭自行使用。因此,Poverty Stoplight并非供政策制定者参考的指数,而是服务于另一类截然不同的决策者——户主。一旦该家庭的匮乏状况在仪表盘中直观呈现,家庭便可制定量身定制的计划,优先处理其问题,并借助社区现有资源加以克服。
同一贫民窟中相邻的两户家庭,匮乏状况可能各不相同:一户可能存在收入缺口、牙齿问题、厕所问题和交通问题,而隔壁邻居的匮乏状况则可能完全不同。关键在于让每个家庭对自身状况负起责任,并制定家庭计划。我的优先事项是什么?我将采取什么措施加以纠正?社区中谁拥有可以帮助我的资源?我的时间框架是什么?该计划由家庭自行负责。我们的职责是与社区现有服务提供者分享这些情况模式,例如制作轮椅的非政府组织或负责卫生设施接入的机构,它们可以在无需承担该家庭整体状况责任的前提下提供支持。
巴拉圭境内的许多企业正在使用该工具。它们已公开承诺消除员工中的极端贫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在实现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正在说服企业、工厂和公司超越企业社会责任,消除其工厂工人、咖啡种植户或其他任何员工的贫困。巴拉圭已有42家企业正式承担起责任并加入该计划,我们也在与其他国际公司合作。
其运作方式如下:我们向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讲解该计划,由其识别弱势员工群体并将其纳入。每位员工借助智能手机完成30分钟的自我诊断。收集信息后,我们会向企业提供其所在地区可用服务的清单。
例如,企业首先会注意到,其99%的员工没有储蓄账户。于是,企业管理层与为其服务的银行洽谈,为员工开设400个储蓄账户。单个工人无法与银行打交道,但企业主可以。假设另外三名员工有家庭成员需要轮椅,这只需一个电话即可解决。
因此,人力资源负责人与社工会同工厂员工合作,了解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并确定克服贫困的策略。或许员工会这样说:“我首先要解决用水问题,修整我的浴室。我会带孩子去看牙医。我会和妻子商量,如何在家中卖食物,每月多赚100美元,因为我们住在公交站附近的繁忙街道上。”
该工具如何促进政府内部的决策?它如何推动政策变革?
政府往往统计产出和活动,如研讨会数量、疫苗接种数量等,却不统计这些活动带来的成果。医疗保健就是典型例子。政府统计诊所数量和医生数量,但当你询问那些理应受益于该诊所的民众时,他们会说,他们更愿意使用传统医药,因为医生从来不在,而且对他们态度不好。这只是政府认知与公众认知之间巨大鸿沟的一个例子。
借助Poverty Stoplight的数据,政府首次得以了解服务提供的另一面。能够看清真实的成果,对政府而言具有革命性意义。当政府决策者看到我们Poverty Stoplight受访者的谷歌地图叠加图层,并可通过不同筛选条件查看哪些家庭报告营养不良、哪些家庭未接种疫苗、哪些家庭没有子女出生证明时,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之所以喜欢,是因为政府通常习惯于使用抽样和人口普查数据。假设人口普查数据显示85%的儿童拥有出生证明,问题在于,负责签发出生证明的民事登记处并不知道另外15%没有出生证明的儿童是哪些。如今,政府可以获得数据的细粒度视图,从而派遣社工,将疫苗接种或出生证明的覆盖率提高到比如100%。
更多政府必须意识到数字技术的优势。
您不仅是一位社会企业家,还曾担任政府部长,试图在政府体制内推动社会变革。对于社会企业家而言,您如何建议他们更有效地与政府合作?
首先需要理解,政府拥有社会企业家可能并不具备的一点,即问责问题。政府需要对其他人负责,而社会企业家很多时候只需对自己及其所在机构负责。
您还需要对政府的局限性保持同理心。每个教育部、卫生部或中央银行都有人担心如何改善教育、医疗服务或普惠金融。有时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社会企业家的角色是:与政府官员所处的实际情况相契合,以政府易于接受的方式展示其创新,并帮助政府决策者想办法让每一分钱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些社会企业家不喜欢参与政治,并抱怨与政府合作过于缓慢。但迟早,无论你是否想要公共资金,你都需要与政府接触。无论你从事眼科护理、水务、能源还是普惠金融,政府都拥有规模优势,制定政策和监管框架,并拥有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如果社会企业家希望将其创新推广至规模化,与政府接触就是一项关键挑战。
让我们探讨您的规模化路径。从更宏观的系统层面变革这一广义概念来看,您如何理解规模化?
Poverty Stoplight目前已在18个国家使用。进展最快的国家是南非,当地一家机构将Poverty Stoplight引入开普敦的城镇地区,此后该工具已被调整适用于八个非洲国家、八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印度和越南。令人鼓舞的是,我们正在接到来自私营部门和小额金融部门的咨询电话。
我们意识到,要让这一工具被采用,我们实际上无需亲自到每个国家。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机制,让人们无需我们的参与即可直接采用。我们必须将Poverty Stoplight制作成工具包,以便人们获取。我的梦想是,借助我们所处的技术与信息革命,它能像Facebook一样易于使用。我们必须创造正确的激励机制,促使人们快速进行自我诊断,并将其与社区内可用的资源联系起来。归根结底,它必须是一款众包工具。
与其受限于自身能做的事情,如今你只需借助他人的资源,即可提供超出你职责范围的商品和服务。 例如,你无需实际运营轮椅项目,就能为员工的某位家庭成员提供轮椅。对于分发轮椅的非政府组织而言,它们可以与小额金融机构合作,帮助轮椅受助者摆脱贫困。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获取以前所没有的这些信息。
您读过这些吗?
如何在学校大规模推广健康饮食?
如何将书籍送到最需要它们的儿童手中?
全球治愈失明
马丁·伯特(Martin Burt)接受了Katherine Milligan的采访,她是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主任兼负责人
图片:2014年3月25日,一名男孩在里约热内卢Mare贫民窟群的家门外使用平板电脑。REUTERS/Ricardo Mora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