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纳什曾获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和同样享有盛誉的数学阿贝尔奖,本周他与妻子在一场悲惨的车祸中双双遇难。纳什因罗素·克劳在奥斯卡获奖影片《 美丽心灵》中对其人生的演绎而广为人知,但他在经济学界的声誉无需好莱坞的加持便早已稳固。
如今,纳什对经济学的贡献虽少,却影响深远。他是一位纯粹数学家,求学期间只修过一门经济学课程;稍后再谈这门机缘巧合的课程。他的贡献可以简单概括为:纳什创立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并开创了一项重要、但最终未能成功的讨价还价研究。纳什在这两个主题上基本各只有两篇短文,现代读者都很容易读懂,因此我通常会讨论相关工作的背景,而不是直接介绍那些广为人知的结果。
首先谈非合作博弈。罗伯特·伦纳德对博弈论早期发展有一部很有意思的思想史著作。博弈论是对策略互动的形式化研究,其历史远早于纳什(Leonard 2012)。许多人喜欢引用冯·诺依曼(1928)的《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sspiele》(《客厅游戏理论》),极小极大定理便由此而来;但20世纪20年代初的埃米尔·博雷尔,以及早十年提出同名定理的恩斯特·策梅洛,显然也构成相关的前史。这些较早的尝试,包括冯·诺依曼与摩根斯坦的著作(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4),都无法对我们如今所说的非合作博弈作一般性研究,也无法研究玩家不试图合谋的策略情境。此类情境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囚徒困境:这是一个简单却令人震惊的例子。竞争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理性地采取双方都认为不如某种替代方案的行动。鉴于美国政府关注与苏联共同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将如何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分析这类情境并非只是玩一场“Gesellschaftsspiele”;纳什本人由原子能委员会资助,而大量重要早期博弈论研究开展地兰德公司则与军方有关联。
回过头来看,纳什的洞见非常简单。设想一场足球点球,射门者只能选择踢向左侧或右侧,守门员则同时选择向左或向右扑救。乍看之下,似乎不存在均衡:如果射门者会踢向左侧,守门员就会扑向那一侧;这样一来,射门者就会更愿意踢向右侧,守门员也就会想改扑另一侧,如此循环。那么现实中,我们预期会发生什么?当然,我们会预期射门者有时踢向左侧,有时踢向右侧,守门员也会混合选择扑救方向。也就是说,每位玩家不再只有两种策略,而是拥有一系列混合策略;混合策略就是对“左、右”这些策略所作的概率分布。
纳什认识到,混合策略的概念,加上一种合理的解概念——我根据对他人行动的信念来优化选择,而这些信念最终又是正确的——能够保证每一个有限策略博弈都存在均衡,前提是玩家最大化期望效用。证明的核心思想是,混合策略将策略空间“凸化”,从而使不动点定理能够保证均衡存在。1 更重要的是,纳什用来构造其均衡的不动点定理如今应用如此广泛,以至于任何一位合格的经济学家都不应在不了解这些定理如何运作的情况下获得博士学位。
值得注意的是,纳什这一概念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思想史:与瓦尔拉斯/马歇尔经济学不同,博弈论并非源自物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而是源自形式逻辑与数学交汇处的一项研究计划,主要在德国开展,主要集中于20世纪初。从某种意义上说,萨缪尔森、冯·诺依曼和纳什之后的经济学,形成了一套相当连贯的定性演绎方法;而我们的姊妹社会科学则出于种种原因,继续发表论文,却不运用现代逻辑及希尔伯特之后发展的数学所提供的强大工具。纳什以布劳威尔定理论证均衡存在时,数学不过是支撑并拓展有关非合作系统中行动者互动思想的结构;早期几代经济学家对这些思想完全熟悉,只是没有不动点定理之类的工具。萨缪尔森和霍特林关于效用的思想也是如此:除了明确纳入基于关系逻辑的演绎(这种工具直到19世纪后期才为人所知)之外,它们并非与早期研究有重大断裂。
纳什只将其理论应用于一种博弈:由其导师提出的简化版扑克,称为库恩扑克。纳什的非合作解有更广泛的应用,但人们当时并未立即看出,至少尚未看到它能用于如今已司空见惯的那类应用情境,除非作出若干修正。在我对这段思想史的研读中,非合作博弈在最初25年里,除纯数学领域外可谓有些失败,因为我们仍需要哈桑尼的净化定理和贝叶斯均衡,才能理解混合策略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莱因哈德·泽尔滕的子博弈精炼概念,才能合理分析多阶段博弈;还需要吉巴德、维克里、赫维奇、迈尔森、马斯金和萨特思韦特(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机制设计思想,才能讨论制度如何影响由均衡决定的结果。纳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并不只有经济学家;在许多其他领域,他的研究促成了梅纳德·史密斯和普赖斯在生物学与语言学中提出的进化博弈;1953年成果中的上值与下值被用于证明其他数学结果,也用于讨论哲学中的真理含义;而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纳什的理论广泛应用于投票行为分析。
讨价还价解则留下了更棘手的遗产。回想一下纳什本科时唯一的一门经济学课程。在这门课上,他写了一篇学期论文,后来发表于 《计量经济学》,试图为两方就某种结果进行讨价还价时会发生什么建立公理体系(Nash 1950b)。这个想法很简单。无论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希望它符合若干合理假设。首先,由于序数效用对效用函数的仿射变换保持不变,讨价还价的结果不应受这类变换影响;只有序数偏好才应起作用。其次,结果应达到帕累托最优——除非极其心怀恶意,否则玩家不会宁可放弃一部分利益,也不愿把它分给至少一方。第三,给定各自的效用函数,玩家应受到对称对待。第四(这一点稍有争议,稍后会谈到),纳什坚持无关备选项独立性:若f(T)是T这一全部潜在交易集合中的“公平交易”集合,那么即使潜在交易集合变小、但仍包含f(T),例如S严格包含于T且f(T)属于S,f(T)仍必须是讨价还价的结果。事实证明,在这些假设下,存在一个 唯一的 结果,使(u(x)-u(d))*(v(x)-v(d))最大化;其中u和v分别是每位玩家的效用函数,x是最终交易下收益的向量,d则是在未达成交易时的“现状”收益。在许多情况下,这很自然。例如,若两名相同的行动者分一美元,那么五五分是唯一的纳什结果。唯一性并不显而易见;回想埃奇沃思盒图便会发现,仅有个人理性和帕累托最优会留下许多可能的均衡。纳什的结果优雅而出人意料;纳什研究生院推荐信据说仅有一句话,也就不足为奇:“此人是天才。”
不过,纳什讨价还价理论有一个问题。纳什在现实生活中以患有精神分裂症而闻名,但纳什均衡与纳什讨价还价的想法也有一种类似的两极分化感。在纳什的讨价还价理论中,威胁究竟在哪里?也就是说,纳什讨价还价这一思想完全源自冯·诺依曼与摩根斯坦的合作理论。再考虑两名相同的行动者分一美元。设想其中一人已经有30美分,因此桌上实际可分的只有70美分。纳什解是,起初拥有30美分的人最终得到65美分,另一人得到35美分。但请在脑海中把这一过程演一遍。
玩家1:“我已经有30美分了,剩下的应当平分。我认为这才公平;如果你不给我65美分,我就离开这张桌子,我们俩都别想再得到任何东西。”
玩家2:“这跟分配有什么关系?公平的结果是每人50美分,这让你得到的比原先30美分还多。所以你尽管拿着威胁去跳桥吧!”
也就是说,五五分在这里可能是合理的解决方案,对吧?如果我们换一个更具体的例子,这一点或许会更加明了:工资谈判。设想招聘一位首席执行官。两位相同的首席执行官若受聘,都会为公司创造500,000美元的价值。候选人一没有其他工作邀约。候选人二则收到了一份来自声望和福利相近岗位的邀约,薪酬为175,000美元。我们当然不会认为第二位首席执行官最终会获得更高薪酬,对吧?接受175,000美元邀约完全是一种不可信的威胁,因此不应影响谈判结果。
纳什对此相当清楚,1953年发表于 《计量经济学》 的论文(Nash 1953)便可为证;在文中,他试图提出一种非合作讨价还价博弈,以达到先前公理化方法得出的结果。事实上,这篇论文启发了一项规模庞大的研究计划,称为“纳什计划”,致力于寻找能够产生广为人知或听起来合理的合作解结果的非合作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制设计中的“实施”概念——研究是否存在一种博弈,能够以非合作方式产生社会或联盟偏好的结果——可以被视为纳什计划的一个成功的现代分支。纳什1953年的非合作博弈,只是在可能结果集合中加入了一点噪声。再设想分一美元。让第三方要求每位玩家说出自己想要多少美分。如果双方要求之和可行,就分掉这美元(任何余数都扔掉);否则双方什么也得不到。显然,帕累托前沿上的每一种分法都是纳什均衡,双方都要求整美元却一无所获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若在判断是否多要一些钱时,对究竟有一美元、99美分还是101美分等存在一点噪声,我就必须权衡两种情况:联合要求可行时能获得更高收益;而增加要求导致分配无法实现、从而双方都一无所获时,收益则为零。粗略地说,纳什证明,随着噪声分布在真实讨价还价前沿附近退化,玩家会恰好要求纳什讨价还价结果。当然,存在某种能够产生纳什解的讨价还价博弈,这一点很有意思;研究能够实现合作解概念的非合作博弈这一思想无疑具有开创性,但这个特定博弈看起来很奇怪。噪声从何而来?它为何会退化?诸如此类的问题仍在。
然而,站在纳什的肩膀上,讨价还价理论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值得花时间读的有三篇论文,虽然希望你已经读过:卡莱和斯莫罗金斯基(1975)的论文保留公理化方法,但舍弃IIA;鲁宾斯坦关于非合作讨价还价与交替出价的著名1982年《计量经济学》 论文(Rubinstein 1982);以及宾莫尔、鲁宾斯坦和沃林斯基关于讨价还价解实施的论文,探讨了上文例子中的威胁问题(Binmore et al. 1986)。
你可以在午餐时间读完纳什的全部四篇论文原文;在我看来,这是向这位帮助现代经济学成为可能的人致敬的好方式。
参考文献
Binmore, K, A Rubinstein and A Wolinsky (1986), “The Nash Bargaining Solution in Economic Modelling”, 《兰德经济学杂志》 17(2), pp. 176-188.
Kalai, E and M Smorodinsky (1975), “Other Solutions to Nash’s Bargaining Problem”, 《计量经济学》43(3), pp. 513-518.
Leonard, R (2012), 《冯·诺依曼、摩根斯坦与博弈论的创立:从国际象棋到社会科学,1900-196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Nash, J (1950a), “《n人博弈中的均衡点》”,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36(1), pp. 48-49.
Nash, J (1950b), “《讨价还价问题》”, 《计量经济学》 18(2), pp. 155-162.
Nash, J (1951), “《非合作博弈》”, 《数学年刊》 54(2), pp. 286-295.
Nash, J (1953), “《双人合作博弈》”, 《计量经济学》 21(1), pp. 128-140.
Rubinstein, A (1982), “Perfect Equilibrium in a Barganing Model”, 《计量经济学》 50(1), pp. 97-109.
von Neumann, J (1928),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sspiele”, 《数学年刊》 100(1), pp. 295-300.
von Neumann, J and O Morgenstern (1944),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注释
[1] 纳什在研究生第一年最初发表的一页论文中使用了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论文发表于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而他在 《数学年刊》 论文中使用了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Nash 1951),该文更严谨地阐述了纳什的非合作理论。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文章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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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文·布莱恩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助理教授。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路透社/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