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是反思重大风险的好时机。迈克尔·斯宾塞近期警告称，国际秩序日益扩大的 安全赤字，反映出我们现有全球治理的削弱，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一个世纪前，同样的观点本可以提出。
1914年7月30日，奥地利军舰炮击贝尔格莱德，距萨拉热窝刺杀斐迪南大公已过去五周。到8月中旬，世界已陷入战争。四年后达成的停战协议，在约2000万人死亡之后，不过是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怖的一段间歇。
在1914年8月之前的几年里，直至大公遇刺之前，全球经济表现相对良好：全球贸易不断扩张，金融市场似乎健康，商界则将政治问题视为暂时的或无关紧要的而不予理会。正是一场政治崩溃，导致世界经济此后陷入三十年的动荡。
市场和经济活动能够承受大量政治压力与不确定性，直到国际秩序崩溃的那一刻为止。例如，如今经济情绪相当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测世界经济将增长4% （时间为2015年），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地区的股市指数上涨；事实上，道琼斯指数于7月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最近几个月，南海和东海有争议岛屿周边的紧张局势加剧，中东的混乱局势仍在持续蔓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正处于数十年来最糟糕的阶段之一。恐怖分子可能即将设计出更难以探测的武器。
还有其他一些较少属于“政治”性质的危险。西非正遭受致命埃博拉病毒的可怕爆发。疫情迄今仍局限于该地区，但它提醒我们，在数百万人乘坐航空旅行的时代，无人能免于传染病的传播。通过限制国际旅行或运输来遏制疾病或恐怖主义威胁，将会摧毁世界经济。
回顾1914年8月，应当提醒我们，重大灾难可能是逐步形成的。领导人可能成为 “梦游者” ，未能管理风险，例如未能建立能够引导引发国际冲突的对立利益与诉求的机构。这种决策者的梦游式行为也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后果虽不如战争那样致命，但大规模失业以及经济不安全感加剧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这些例子本应促使世界寻找合作行动的前进道路，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联合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瘫痪。美国国会仍未批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 （该方案于2010年达成），这削弱了最重要的国际机构之一。由于美国使全球金融机构的资本增加和治理改革变得异常困难，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已 推出了自己的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
同样，欧盟未能为二十一世纪树立超国家合作与主权共享的典范，反而仍陷于相当琐碎的争端之中。尽管其仍无法就银行业联盟的设计达成完全一致，却允许作为成员国的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 公开贬损民主与自由主义价值观 ，而欧盟正是以这些价值观为基础的。
前进的道路不能是回到过去，回到相互冲突的民族国家。未来只有依靠所有坚守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之间的强有力合作，不存在双重标准或借口，并通过耐心加强能够体现这些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实践的国际机构，才能得到保障。
每当全球或地区性大国的行为与这些价值观相悖，或与违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密切结盟时，它就损害了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本应带来安全与日益增长的繁荣（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全球经济蕴含着巨大希望，但这一希望只有在以规则、同意、尊重和共同正义感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才能实现。
中东事件和乌克兰局势似乎都未波及金融市场，这一事实不应使我们自满。1914年8月的记忆应当提醒我们世界是如何跌跌撞撞地陷入灾难的。正如我们所知（或理应所知）的，气候变化的例子表明，即使最坏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重大风险也必须加以管理。
作者：凯末尔·德里维什（Kemal Derviş），土耳其前经济事务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前署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
图片：2014年4月24日，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战争纪念馆，人们在ANZAC日前夕于一战阵亡将士纪念墙上士兵姓名之间摆放罂粟花。路透社/Phil No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