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德国与法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大幅扩大。然而，德国经济未必会继续优于法国经济，事实上，2019年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本文认为，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结构性分化加剧了名义和实际层面的分化，并探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进两国趋同。
在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筹备阶段，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名义趋同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EMU成立后的最初十年里，实际（收入）趋同取得的部分成果，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有所倒退。主要原因在于潜在的结构性分化导致失衡累积，并需要付出高昂的调整代价（Frenkel 等，2018；Buti 和 Turrini，2015；欧洲委员会，2008）。事实上，经济体关键特征上的结构差异，会显著影响其抵御冲击和从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进而造成不同的宏观经济结果。
从EMU内部名义、实际和结构趋同这一分类框架考察德国和法国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因为两国合计占欧元区GDP近一半，而且彼此之间以及与欧元区和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都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两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拥有高度复杂、多元化、技术先进的经济，并融入全球价值链；与此同时，它们在经济开放程度或公共部门重要性等方面，又有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
多项研究从不同角度比较了德国和法国经济（Praet，2018；Lallement，2017；Piketty，2017；Enderlein/Pisany-Ferry，2014）。欧洲委员会工作人员近期的一篇论文分析了德国与法国最近一轮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Cléaud 等，2019）。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德国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明显好于法国。危机后德国经济一度下滑，随后复苏速度快得多，因此两国人均GDP差距开始拉大：从2005年的约180欧元扩大到2018年每年近5,400欧元（见图1）。2008年，两国失业率均为7.8%；到2018年，德国约为3.5%，而法国为9%（见图2）。
图1危机后德国收入增长更快……
（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1991—2018年）
图2……增长加快也带来更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失业率，1991—2018年）
这些趋势分化的驱动力是什么？Cléaud 等（2019）认为，劳动力市场制度差异尤其关键。两国各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也发挥了作用，但尤其是社会伙伴在企业层面开展集体谈判，使德国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此外，集体谈判对工资走势和工时安排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面对不利的周期性变化时，德国企业可以通过工时账户和兼职工作，更大幅度地缩短工时；相比之下，法国出现了更多裁员。德国的商业模式拥有较大的出口部门，这也持续压低制造业工资增长，以保持竞争力（出口占GDP的比重见图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法国相比，德国劳动力市场更具韧性和灵活性，代价是低工资岗位更多，市场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更高，并对内需产生影响。
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也有助于解释危机以来出现的收入差距。法国规模更大的公共部门无疑有助于支撑内需、平抑经济周期。然而，较高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意味着更高的公共赤字和债务，以及显著更重的税收负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会抑制经济增长（见图3）。法国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大得多，也可能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话虽如此，若考察公共支出的效率，情况会更为复杂：法国在医疗保健以及缓解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等某些领域表现更好。
图3公共部门在法国发挥的作用大得多
（公共支出占GDP比重，1991—2018年）
尽管两国私营部门的结构和表现也存在差异，但劳动生产率水平正逐渐趋同。德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汽车制造业尤为突出（其表现过去在全球范围内也颇为出色）；法国则在服务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总体而言，德国的营商环境似乎略为有利，尽管具体情况并没有明确结论。考虑到法国的借贷成本较低，两国银行业在规模、结构和作用上的显著差异，不太可能解释其增长表现的差距。这可能源于两国经济所处周期位置不同，以及两国银行体系传导货币政策信号的效率差异；但也不能排除两国银行业的结构特征今后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形势是否正在逆转？
近期，增长表现的格局似乎有所变化：德国经济急剧放缓，而法国经济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轨迹（见图4）。一些评论人士已将2019年视为转折点，并把德国经济近期的低迷归因于结构性因素，而非周期性因素。¹ 自2019年初以来，全球贸易停滞对德国的冲击尤为明显，该国险些陷入（技术性）衰退（欧洲委员会，2019）。鉴于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法国，这并不令人意外（见图5）。这反映出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制造业受到冲击，尤其是汽车行业——该行业在德国制造业中居于核心地位。相比之下，法国至今更好地经受住了当前全球经济下行的冲击，因为其经济对内需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欧洲委员会《2019年秋季经济预测》预计，法国经济前景将继续好于德国。事实上，近期发展印证了长期格局：法国增长模式带来相对稳定（尽管平均增速较低）的增长轨迹，而德国收入增长的波动性则显著更高。
图42019年德国经济放缓更为显著
（德国和法国实际GDP增速，2016—2020年）
图5贸易对德国的重要性高于法国
（商品和服务出口与进口，1991—2018年）
展望未来，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令人担忧两国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未来几年，德国出口部门的产品和地理专业化可能面临挑战，因为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需求正逐渐从资本品转向消费品。全球化以及日益迫切的气候变化应对需求，也可能对德国经济，尤其是某些工业部门施加压力，促使其迅速进行结构调整；例如汽车行业约占德国制造业的五分之一。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幅下降，不过由于法国出生率较高，这一趋势在法国不会那么严重。与此同时，法国经济或许能实现更稳定的增长轨迹，但其监管也更严格；规模较大的政府意味着税收负担更重，和/或需要偿还更多债务。这可能削弱该国未来利用公共资金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能力。长期持续高失业率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仍是未知数。按照当前趋势并假设政策不变，欧洲委员会对预测期之后（即2022—2024年）的中期预测显示，德国和法国的潜在增长率平均分别为1.2%和1%。
这些结构性分化对欧元区内部调整与稳定的影响
德国尤其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周期影响；此外，其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带来较高的经常账户盈余，又伴随温和增长和低通胀，使欧元区内部的调整过程更加复杂（欧洲委员会，2018：第18页及以下）。此前经常账户大幅赤字的国家，其账户已回归至接近平衡；德国（以及荷兰）的大额盈余则持续存在。因此，2008年危机后，欧元区盈余明显扩大，自2015年以来稳定在GDP的3%左右（见图6）。尽管德国和荷兰计划采取略具扩张性的财政立场，但就此而言，欧元区内部宏观经济失衡的调整仍不充分且不对称。过去长期存在巨额赤字的国家，仍有规模可观的负净国际投资头寸，并背负大量私人或政府债务，构成脆弱性。
图6少数国家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推动欧元区整体盈余
（欧元区经常账户变化：按国家分列）
图7欧元区再平衡
（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幅）
实现更对称的再平衡——既调整经常账户赤字国家，也进一步调整盈余国家——有助于维护欧元区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净债务国若要降低大量外债和内债存量，避免在经济困难时期被迫采取顺周期紧缩政策，就需要保持审慎的经常账户余额并提高增长潜力（例如通过适当投资和改革）。自2012年开始的再平衡过程中，这些国家通过内部贬值取得的相对竞争力优势正在收窄，欧元区其他地区低通胀也是原因之一（见图7）。² 相反，净债权国可通过促进投资、克服工资惯性导致的低通胀，来应对持续的大额盈余，同时支撑经济增长，降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当前，在外部风险加剧、经济持续放缓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政策协调面临具体挑战。货币政策已触及零利率下限，量化宽松也接近极限，因此财政政策需要承担更多责任。然而，各成员国的财政空间各不相同，并受《稳定与增长公约》（SGP）及国家财政规则规定的债务可持续性考量制约。高负债国家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意味着，一旦经济下行，其稳定经济的努力将十分有限。此外，SGP内在的不对称性——对限制财政扩张的要求强于对财政扩张的建议——使整个欧元区倾向于采取顺周期政策。最后，各成员国及其内部的工资政策仍由各方分散制定，归根结底，这恰当地反映了各国、各地区和各行业在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速方面的显著差异。
这些问题尤其令人担忧，因为EMU的架构仍有待完善，以增强欧元区韧性并强化调整机制，使其能够更平稳地应对冲击。由于银行联盟和资本市场联盟的推进程度不一，加之缺乏欧元区安全资产，通过金融市场实现的私营部门风险分散仍远远不足。此外，欧元区缺乏任何规模可观的财政能力，阻碍了财政稳定政策的实施。具备这种能力后，欧元区可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财政立场，而不只是汇总各成员国的预算政策。
支持德国和法国实现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欧洲经济转型是实现欧洲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关键，而这一转型需要欧盟和成员国层面的政策共同推动。事实上，政策选择能够为促进转型发挥作用。就在不久前的21世纪初，德国还被称为“欧洲病夫”，但通过一系列全面改革，加上社会伙伴采取了事后看来或许过于审慎的做法，德国成功扭转了经济表现。法国近期也启动了经济改革进程，并已初见成效，尽管过程中不乏政治和社会困难。制定政策以促进结构趋同时，主要目标是让欧元区经济体具备更相近的抗冲击韧性，增强适应能力，从而推动名义和实际趋同。
已经确定了德国和法国的若干政策改革重点，这些改革将同时惠及两国和整个欧元区。³ 对德国而言，首要目标应是增强内需，同时促进潜在增长。这有助于通过减少净出口和缩小巨额经常账户盈余，降低德国对全球增长的依赖；同时，也能推动欧元区再平衡，并应对当前持续的经济放缓。
首先，可以运用财政和结构性政策，支持教育、研究与创新、数字化等领域的私人和公共投资，从而提升总体生产率，尤其推动交通和能源网络转型，并增加可负担住房供给。加强竞争，特别是在网络产业、商业服务和受监管职业领域，也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其次，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保留工资来支持工资更快增长。此外，德国应采取行动，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尤其是将税收从劳动转向其他更有利于增长的来源，减少增加工时的阻碍（特别是针对低工资劳动者和家庭中的第二收入者），并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成果和技能水平。
法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提高潜在增长并恢复财政空间。这需要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尤其是降低一般政府债务比率。未来应在政府各个子部门节约支出、提高效率，并改革养老金制度，增强其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税制还可进一步简化，尤其是限制税收支出，继续取消低效税种，并降低生产税。支持投资的经济政策应聚焦研究与创新、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同时考虑地区差异。此外，法国可通过减少监管限制，尤其是服务业的监管限制，并采取措施促进企业发展，增强经济活力。法国还可进一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韧性和包容性。为促进所有求职者融入劳动力市场，应特别关注包括移民背景人士在内的脆弱群体，并解决技能短缺和错配问题。
实施这些政策不仅有助于德国和法国在名义、实际和结构层面实现趋同，也将推动纠正欧元区失衡。最后应当指出，德国和法国也是达成协议、推动EMU深化以及改善欧元区经济政策协调的关键参与者。更有效地应对各自面临的挑战，也能显著推动相关讨论摆脱风险降低与风险共担之间无益的对立框架。
作者说明：作者以个人身份撰写本文，文中观点不应归于欧洲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