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否正变得日益繁荣？就主要高收入经济体而言，目前很难回答“是”。然而，经济进步的长期晴雨表——经通胀调整的GDP——自2010年以来在经合组织大多数国家中一直在增长，这似乎表明一切都很好。
GDP被引入大约80年后，几乎所有人（该指标的管理者除外）都已得出结论：它已不再是衡量经济进步的有用指标。但目前对于可能的替代指标尚无共识。就替代方案达成一致，将需要一种新的繁荣概念，以及一种衡量生活水平是否在改善的新方法。
目前有几种潜在的替代方案。其中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方法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及其合著者率先提出，即询问人们对在线搜索和社交媒体等免费数字商品的估值，然后将该结果计入GDP的传统衡量中。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普通人若要弥补无法使用在线搜索的损失，每年需要17,530美元，弥补无法使用电子邮件的损失则需要8,414美元，以此类推。
这些数字相对于美国的中位数人均收入（略超31,000美元）而言都相当大，这表明零货币价格数字商品所带来的经济福利收益很高。因此，这一方法捕捉到了目前被GDP排除在外的人们生活中一些有意义的改善。但是，要生成有意义的经济福利指标，还应将同样的技术应用于GDP未能涵盖的其他重要福祉要素，例如自然环境、休闲以及家庭中的无偿劳动。
另一种替代方案得到了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大量且日益增长的研究的支持，即直接衡量幸福感或福祉。目前许多国家都有关于自我报告福祉水平的调查，而将其直接作为繁荣指标的想法也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但这一选择存在若干缺点，包括福祉指标随时间变化很小这一事实。例如，富裕国家的幸福感调查通常在0至10分的量表上显示为六分或七分。
要使此类指标与政策更直接相关，一种方法是追踪人们如何使用时间，并为每种时间用途附加福祉衡量。例如，人们喜欢休闲，尤其是数字媒体，可能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并且讨厌通勤。在一个主要以服务业为基础、投入主要是生产和消费所用时间，且数字技术显然正在改变许多人分配时间方式的经济体中，这一方法具有明显的吸引力。毕竟，有谁醒来时想的是该花钱做什么，而不是该做什么呢？
这两种选择都植根于功利主义哲学，即政策的目标是在任何时刻为最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幸福。这解释了现有GDP框架为何侧重于收入或支出，也解释了由此产生的悖论，例如自然灾害可能提高GDP。这一哲学也是强调即时直接追踪福祉的基础。
繁荣的新指标还有第三种可能，即回归统计学的起源，从《末日审判书》到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并衡量财富而非收入。采用这种资产负债表式的方法，将立即把可持续性纳入经济进步的计算之中，因为它能揭示未来的繁荣是否正为了当下而受到损害。
衡量人们获取资产的情况，也借鉴了一种伦理传统，该传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相关，强调人们的能动性以及过上自己所珍视生活的能力。这里重要的是获取人力资本（健康与技能）、社会资本（人际关系与网络）以及基础设施。世界银行一直强调财富的衡量，而对这些“缺失资本”的计算正在提升为研究和统计议程的重要事项。
经济衡量问题引发了如此活跃且令人振奋的研究，这既具启发性，也令人鼓舞。但是，除了设计新的繁荣指标之外，还存在如何实施这一转变的问题。官方统计类似于一项技术标准。若没有大量其他人同时转向，任何人都很难从一种框架转向另一种框架。
因此，对现行GDP方法的不满本身并不足够；必须有足够庞大的联盟就替代框架达成一致。GDP的任何继任指标还必须易于实施，因为统计人员需要制定详细的定义和方法，并收集数据。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就正在发生的事情展开公共讨论。尽管很少有人对GDP是什么，甚至其缩写代表什么，有最模糊的概念，但它是一个因长期且频繁使用而获得根深蒂固地位的单一数字。其继任指标需要具有说服力，并讲述一个与经验相符、令人信服的故事，阐明我们经济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GDP或许正从其王座上跌落，但要让另一个综合指标取而代之，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