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亚，女性在劳动力中的代表性不足。
但农业可能提供一个亟需的机会，助力女性实现经济赋权。
在孟加拉国，小额信贷革命和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培训项目，使数以千计的农村女性成为一线工作者。
南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表现至少可以说是薄弱的。该地区拥有全球最高的比率的童婚率，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也十分普遍。女性在无薪工作中的占比过高，而在劳动力市场中代表性不足，即便在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该国在女童教育方面投入巨大。然而，有一个领域正由女性主导：农业。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女性经济赋权机会。
随着南亚经济体的发展，男性越来越多地转向制造业（或海外就业），使女性承担了日益增长的农业劳动份额。在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活跃女性比例现已处于60%至98%之间。在这些国家的农业部门中，女性人数均超过男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高收入国家也曾出现类似的转变。男性奔赴战场后，女性填补了空缺的民用岗位，包括农业工作。例如，在美国，女性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从1940年的8%猛增至1945年的22.4%。
战争结束后，女性并未简单地回归战前的现状。在某些行业——尤其是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二战期间的劳动力冲击似乎直接且永久地改变了女性的有薪就业状况。然而，总体而言，女性已体验到就业所带来的经济与个人自由，获得了可转化的技能，并证明了自身能力。因此，女性的战时经历为争取性别平等的运动提供了强大动力。
亚洲转型经济体的农业女性化是否会产生类似效果？这并无保证。证据表明，农业中女性比例的提高并不一定有助于女性的社会经济赋权。不必然促进女性的社会经济赋权。
事实上，即便女性承担了更多农业工作，她们的决策权依然有限。在孟加拉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额信贷革命和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培训项目使数以千计的农村女性成为一线工作者，甚至开办了自己的小型企业。该国目前在缩小性别薪酬差距方面领先于南亚其他国家。然而，在农业领域，女性所拥有的权力仅约为男性的一半，这一衡量依据包括资产所有权和收入控制权等变量。
此外，印度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农业中日益增长的参与度与多项贫困指标密切相关。这至少部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女性进入有薪劳动力市场，并未减轻其本已沉重的无薪劳动负担。而且，越来越多的比例的农业部门女性就业者完全没有报酬。
再加上农业生产的不可预测性，正如印度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农业女性化或许更应被描述为农村困境的女性化。”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债务不断累积导致过去四年中女性农民的自杀人数翻了一番。
与此相反，我和同事们发现，在孟加拉国农村女性中，赋权——例如影响购买决策的能力以及加入志愿组织的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且不受其经济状况影响。正如阿马蒂亚·森曾写道：“女性通过更强的能动性所挽救的生命，必然包括她们自己的生命。”
那么，南亚各国政府如何将农业中女性参与度的提高转化为切实的赋权？
一种方法侧重于家庭之外的收入。来自孟加拉国农村的数据表明，真正提升女性农民自主权的并非有薪工作本身，而是在丈夫农场之外的就业。
然而，事实是南亚大多数从事农业的女性都在家庭农场工作，在那里她们无法获得独立收入（或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收入）。应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推动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例如海产品。规范化生产流程可以促进女性劳动的货币化并改善工作条件，正如出口导向型的成衣、纺织品和鞋类制造业在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所起的作用一样。
技术也能发挥作用，包括帮助女性突破源于社会规范的障碍。例如，尽管孟加拉国女性在农场上的工作日益增多，但她们传统上被排除在水产养殖之外。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收入与营养水产养殖项目推出的低成本刺网，使孟加拉国女性能够在小型当地池塘中快速、轻松地捕获小鱼，从而无需与男性争夺更大水域的使用权。
同样，数字技术可以提升女性销售产品的能力。在许多地方，女性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农作物出售时必须有男性家庭成员在场；而在线交易则不存在这一限制。政府应支持此类技术的开发与推广，这些技术还可以使女性在农业投入品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购买力。
在南亚农业领域为女性赋权的有效战略中，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减少女性所承担的无薪劳动。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因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以牺牲男性家庭成员为代价来赋权女性的干预措施必然会引发强烈抵制。但是，诸如Biotech-KISAN之类提升生产力的计划，有助于为家务劳动更公平的分配铺平道路。
人类学家佩妮·范·埃斯特里克（Penny van Esterik）曾写道：“女性在食物面前既脆弱又强大——既是受害者，也是赋权者。”借助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技术运用，我们可以使天平朝着正确的方向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