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戛纳电影节闭幕之际，担任评审团成员的女演员杰西卡·查斯坦——表示，她觉得电影节影片对女性的刻画“相当令人不安”。
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电影中女性的缺席——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后——一直是好莱坞批评的焦点，学者和作家详细探讨了女性往往如何遭到代表不足，或被安排在刻板角色中。
南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斯泰西·史密斯研究电影和电视中对性别与种族的呈现。她发现，在2006年至2011年上映的129部票房最高的影片中，共有5,839个角色，其中女孩或女性不到30%。与此同时，只有50%的影片符合贝克德尔测试的标准；该测试考察一部电影中是否至少有两名女性彼此交谈，且谈论的内容并非男性。
尽管女性在电影领域仍举步维艰，但情况也并非一片黯淡。恐怖片是女性角色日益重要的一种类型。没错，尖叫仍是恐怖片的标志性元素，但女性正担纲核心角色——不再只是受害者，也可以是怪物和英雄。
打破惯例
吉娜·戴维斯性别与媒体研究所每年都会发布研究，展示电影中的性别失衡如何影响女性和女孩。例如，该研究所发现，电影中积极且重要的女性角色“会激励女性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更有抱负”。但当影片中以正面方式呈现的女性角色寥寥无几时，影响则恰恰相反，而且是负面的。
近期一项由谷歌开展的研究与吉娜·戴维斯研究所共同考察了这一现象在不同电影类型中的表现。他们开发了名为“GD-IQ”（吉娜·戴维斯包容度指数）的工具，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运行。研究旨在识别性别、出镜时间和发言时间方面的规律，这些规律普通观众可能不会留意。研究结果讲述了一个熟悉的故事：在电影中，男性被看到和听到的频率是女性的两倍。
但恐怖片是个例外。
恐怖片的复兴
某种程度上，这说得通。《卫报》近期一篇文章描述了女性历来如何被这一类型吸引。许多备受喜爱的恐怖片都有强势的女性主角：《魔女嘉莉》、《黑暗侵袭》和《女巫》，仅举几例。
当然，恐怖片一直对女性颇感兴趣；传统上，女性和女孩是疯狂杀手或怪物的受害者。她们常常尖叫。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一类型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十年间似乎出现了恐怖片复兴。
这一类型已从以女性受害为乐，转向关注女性作为幸存者和主角的故事。它逐渐摆脱了砍杀片和酷刑色情片，转而呈现更有深度、更细腻的作品，探讨社会议题并展现审美构想。
今年早些时候，乔丹·皮尔执导的《逃出绝命镇》大获票房成功；影片在尖锐讽刺种族政治的同时，也将一位美丽的年轻白人女性塑造成邪恶反派。2015年，罗伯特·艾格斯执导的历史恐怖片《女巫》意外走红。该片在烂番茄上的新鲜度高达91%，《女巫》凭借历史细节准确、又融入女性主义转折的故事打动了观众。影片以清教徒时期的美国为背景，少女主角托马辛与父母和兄弟姐妹抗争；他们认定她变成了女巫，将降临这个家庭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她。当然，她不过是个少女——影片似乎在说，在男性掌控的文化中，少女是一种危险的生物。
《逃出绝命镇》和《女巫》与许多其他以女性为核心角色的恐怖片一道：《斯托克》、《皮囊之下》、《死亡录像》、《招魂》、《变种女狼》、《美国玛丽》、《詹妮弗的肉体》和《你是下一个》。
改写叙事
几十年来，恐怖片中的女性只要有性生活，往往就会最先丧命，仿佛是对性越轨的惩罚。这种模式见于《月光光心慌慌》、《十三号星期五》、《德州电锯杀人狂》和《猛鬼街》。
《它在身后》（2015年）颠覆了这一叙事。麦卡·梦露饰演杰伊，一名年轻女子，她与约会对象发生性关系后，便开始与一个看不见、也不知身份的追踪者周旋。但影片无意惩罚杰伊，也无意惩罚任何其他女性角色的性行为。一位影评人提出了一个颇有启发的观点，认为《它在身后》实际上批判了强奸文化，凸显了强奸幸存者常遭文化、朋友和家人如何对待所带来的创伤。这部令人毛骨悚然、广受好评的恐怖片让杰伊成为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成为的女孩：她调查真相、反击追踪者，并最终取得胜利。
即使是老旧、看似已经过时的系列电影，也在重启时启用女性主角。最初的《鬼哭神嚎》（1979年）取材于纽约州阿米蒂维尔一栋房屋的真实故事。一户支离破碎的核心家庭遭鬼屋恐吓的故事，衍生出了12部续集、前传和后续作品。
不过，今年夏天观众或许能看到阿米蒂维尔系列的又一部作品；《阿米蒂维尔：觉醒》由詹妮弗·杰森·李和贝拉·索恩主演，分别饰演一位单身母亲和她的女儿，她们必须在这栋恶名昭彰的房子里艰难度日。这部电影的海报将贝拉·索恩的形象叠加在房屋之上，暗示她比这栋可怕的房子更重要（也更强大）。
随着女性在社会其他领域的角色不断扩大，她们在恐怖片中的角色也理应如此。随着《神奇女侠》取得巨大票房成功，人们希望其他电影类型也能很快效仿恐怖片，接纳女性作为主角、英雄，或许甚至偶尔成为女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