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评论人士将过去几十年称为“第二次全球化时代”，并就这些发展的后果发表了大量论述。然而，我们对全球贸易增长的成因尚缺乏透彻的理解。Baier和Bergstrand（2001）的有影响力的研究考察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贸易规模的变化，发现收入增长是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新的研究中，我们通过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企业出口保密数据，对这项工作加以补充，以揭示自1980年代以来企业进入外国市场增加的原因（Lincoln和McCallum，2018）。通过结构性估计，我们发现外国市场进入成本随时间保持稳定。随后，我们运用一种借鉴自劳动经济学文献的分解方法论证，电信技术进步、自由贸易协定和外国市场增长是美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因素。
我们的结果与公共辩论中关于世界正变得“更加扁平”的观点（如Cairncross，1997；Friedman，2005）相一致，也与学术文献中关于互联网有助于促进国际交流的研究结果（如Freund和Weinhold，2004）相一致。尽管我们发现贸易协定和外国国家结构性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发现，美国企业对德国和英国等既未经历上述变化的国家的出口大幅增长，这与Kehoe和Ruhl（2013）的有影响力的结论形成对比。
新发现
为了首先了解美国企业为何开始大规模向海外销售，我们记录了美国经验的一系列新事实。与本文大部分内容一样，这里我们使用美国制造业年度调查（ASM）的工厂层面分析，并结合使用最初由Bernard等人（2009）根据美国海关记录构建的纵向企业贸易交易数据库（LFTTD）进行的企业层面估计，以此加以补充。这些数据集各有优劣。ASM拥有丰富的工厂特征数据，并且出口数据始于1987年，但它未记录外国收入的来源国。LFTTD始于1992年，企业特征数据较为有限，但包含大量关于美国企业产品销售地点的信息。
在此期间数据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外国市场进入的普遍性。我们发现，对美国前50大出口目的地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出口均有所增长，各行业、美国各地区以及各企业/工厂规模类别均是如此。无论从出口企业的百分比还是原始数量来看，这些模式都很明显。
与此同时，对某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幅度大于其他国家。在图1中，我们绘制了1993年和2006年每个国家出口企业中员工人数在20人或以上的企业所占百分比。虽然每个市场的参与度都有所提升，但墨西哥、中国、印度、巴西和韩国的增幅分别位居前五。鉴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样本期内签署，且中国和印度均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在美国企业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尤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对墨西哥的出口急剧增长。英国和德国也位列推动这些趋势的前十大国家之中。
进入壁垒
尽管关于理解贸易可变成本随时间变化（如关税和运输成本的变动）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尚未有分析探讨外国市场进入壁垒的变化情况。这一点颇为令人意外，因为在遵循Melitz（2003）思路的任何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外国市场进入增加最自然的解释之一，就是进入海外市场的前期成本下降。事实上，Melitz（2003）在一个简短的脚注中提出，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外国市场进入。
此类分析面临的挑战在于，进入成本的直接数据并不容易获得。为了考察进入壁垒如何变化，我们借鉴了Roberts和Tybout（1997）、Bernard和Jensen（2004）以及Das等人（2007）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又建立在Baldwin和Krugman（1989）以及Dixit（1989）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之上。该方法在工厂和企业两个层面、跨越广泛的设定条件下，均发现制造业整体的进入壁垒变化不大。随后，我们对三个特定行业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蒙特卡洛马尔可夫链估计，其结论与此相似。
分解出口参与度
既然降低进入成本——这或许是对外国市场进入增加最自然的解释——无法解释出口的急剧增长，那么什么才能解释？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国际贸易中的经典引力模型与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相结合。该分解方法已被广泛用于研究诸如美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美国工会会员人数随时间下降等议题的原因。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克服估计中面临的一系列识别挑战。具体而言，该分解方法确保样本内第一年之后的发展不会影响我们的计量经济学结果。
我们发现，电信改善、自由贸易协定和外国经济增长，依次是推动美国企业这些趋势的主要驱动因素。关税的广泛变化、实际汇率的变化以及苏联解体等地缘政治事件，所起作用都较小。在考察不同类型企业的这些变化时，我们总体上发现效应的排序相似。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对较小企业而言，自由贸易协定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对较大企业而言，外国市场规模的变化更为重要。当我们将2001年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视为自由贸易协定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结论
尽管关于全球化后果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我们对这些趋势为何发生的理解才刚刚开始成形。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成因，有助于在释放其益处的同时减轻这些趋势带来的成本。这也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可能如何延续。我们的研究聚焦于美国的经验，但这可能与其他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在此期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无疑具有其自身经验的特殊性。然而，全球行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以及来自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墨西哥和摩洛哥的企业层面数据均表明，这些趋势并非美国独有。进一步分析其他国家的经验，将极大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的全球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