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济近期跨过了一个重要里程碑：两个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总数——中国略多于8亿用户，印度则有5亿用户——超过了3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总数。在这两个国家，用户上网时间更长，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每天5.9小时。两国的增长空间也很大：中国略低于60%的人口已上网，而印度的互联网普及率属于全球最低水平之一，上网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5%。
人们很容易把中国和印度归为一类新兴数字市场，但两国存在若干重要差异，尤其是对有意投资的国际机构和国家而言。在我们的数字进化指数（DEI）中，我们将两国归为“数字南方”，这意味着在线系统的全面部署和普及仍在发展之中。我们的DEI研究将中国和印度都归类为“突破型”国家，意味着两国正经历强劲的数字化增长。中国拥有7.83亿智能手机用户，并且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报告，截至2017年1月，有4.69亿用户在一个移动支付平台注册。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印度则有望到2020年成为全球人口最年轻的国家，其数字经济预计将从目前的4130亿美元扩大至2025年的1万亿美元。
中国和印度都对外国企业设置了进入壁垒。两国市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中国因政府限制而基本对国际企业关闭，而印度在技术上对商业开放。美国大型企业正在大举投资印度，中国企业也一样，例如阿里巴巴和腾讯。不过，印度的壁垒不那么显眼。以下是两个例子：
语言：语言对任何公司的市场进入或增长都构成很高的障碍。在印度7亿识字人口中，能够读写英语的人不到1亿。印度有32种语言，每种语言的使用者都超过100万；而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听得懂普通话。在印度，由于语言障碍，90%的注册出版物没有网站，而且95%的视频消费使用当地语言。要真正打入这一市场，至少必须掌握五种印度语言。
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公开透明，而印度的保护主义议程则体现在法规和繁文缛节中。例如，近期提出的一项印度政府政策以及该国央行发布的一项类似命令，试图禁止将印度电子商务消费者的数据存储在印度境外。许多国际企业认为，这有利于本土数字企业，也反映出印度借鉴了中国的做法，即要求在本地存储被视为“敏感”的中国用户数据。
少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国际企业通过灵活（有时甚至冒险、复杂或有争议）的策略提高了市场进入门槛；另一些遭到封锁的企业——例如谷歌和脸书——则继续尝试寻找遵守政府限制的办法，也因此引发新的争议。与此同时，企业要真正打入印度市场，也需要调整策略，但方式有所不同。针对上文提到的语言障碍，谷歌投资了其翻译应用和由人工智能支持的多种本地语言发布平台，亚马逊则计划在印度以多种本地语言推出服务。即便对这些巨头而言，前路仍然漫长。
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都深入参与数字经济的统筹，并积极介入公民数据事务。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对国家的数字化未来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据中国问题学者亚当·西格尔的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旨在建立一套‘坚不可摧’的网络防御体系，在互联网治理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培育更多世界级企业，并引领全球先进技术发展。”2017年7月的一份国务院文件还提出了中国的其他目标之一：到2025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导者。
在这一议程下，中国政府正借助中国科技企业，汇集一套关于本国公民的综合数据库；这些企业会定期与政府同步数据。这些数据将用于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强制制度。每位中国公民的“社会信用分”依据公共和私人数据来源，可以决定公民能够使用哪些服务——从免押金租房、预订机票、约会到政府服务。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运营的芝麻信用，以及腾讯借助其广受欢迎的即时通信平台微信，已成为庞大的用户数据库。借助这些数据，它们可以更好地设计和定向提供新服务、识别用户的关键属性（例如信用状况），并训练算法。它们也为政府提供所需的数据和算法。这种公私合作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家监控公民、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也产生了能提升中国人工智能能力的用户数据。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对本国数字经济也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与中国同行相比，印度当局更关注基础建设——让人们以低成本使用数字工具，并打造开放、互操作的基础设施。印度已启动一项广泛的“数字印度”倡议，涵盖从宽带“高速公路”到电子政务、数字素养等各个方面。印度还计划与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合作，在全国建设100座“智慧城市”。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建立了公民数据库。建立此类数据库的初衷，是提供一种普遍认可的身份识别方式，促进人们包容性地获得各类服务；在印度，许多人因缺少关键证件而无法获得这些服务。作为这一倡议的核心构想者，科技先驱、印孚瑟斯联合创始人南丹·尼勒卡尼写道，其核心理念是“赋予用户所需的技术和法律工具，让他们重新掌控自己的数据。”
尼勒卡尼领导了这一倡议，并推动建立了这套系统——Aadhaar（印度唯一身份识别系统），已有12亿公民登记。Aadhaar已成为“印度技术栈”的基础。作为全球最大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它允许任何公营或私营企业构建服务，并将这些服务与每个人的唯一身份关联起来。
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两国市场都受到政府的塑造：政府制定框架，并与私营部门合作，为框架填充内容。当然，由政府组织的公民数据库引发了许多担忧。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令人担心可能出现“奥威尔式”的大规模监控。此外，面部识别技术在中国的使用日益增多，也加剧了人们对隐私和政府越权的担忧。
在印度，Aadhaar越来越成为私人服务（如移动通信、银行业务和机票预订）以及政府项目的强制要求，引发了消费者隐私和权益倡导团体的担忧。Aadhaar数据库本身并未被证明是安全的，人们还担心数据遭到商业滥用，以及政府监控公民。与中国一样，印度也曾考虑将面部识别加入数据库。Aadhaar的强制要求在受到法律挑战后重新审议。印度最高法院裁定，该身份识别系统符合宪法，且可作为政府项目所需的身份证明，但不能强制用于私人服务，这使企业更难验证客户身份。
有意进入这两个市场的企业，需要做好准备，应对由政府积极塑造的数字环境。它们还必须处理一些棘手的隐私问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规则更为明确，而印度的规则可能随着政权更迭、法律挑战结果和公民倡议而改变。
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中国在主要经济指标上领先：若印度要在2018年实现与中国相同的GDP增量，其经济就需要增长40%。但另一些指标表明，印度或许有机会缩小差距。经合组织和布鲁金斯学会预计，印度中产阶级（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定义为日均收入11至110美元）将于2030年超过中国。与此同时，印度在2018年第一季度的高增长率7.7%使其继续保持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地位。一些看好印度的人士认为，其人口结构优势和民主政治制度将有助于其长期追赶由国家主导的中国。
在我们的DEI评估的6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36，印度排名第53。考虑到更广泛的经济差距可能缩小，不妨进一步探讨两国数字经济之间的差距是否也会缩小。印度需要多久才能达到中国当前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哪些关键驱动因素可能加快这一进程？印度是否有可能缩小差距？对于那些宁愿把握印度机遇、不愿应对中国高进入壁垒，但又担心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企业而言，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运用我们的DEI模型，可以设想三种追赶情景：
第一，如果印度能够赶上中国的发展势头，到2029年便可达到中国当前的数字化发展水平。
第二，如果印度能在多个驱动因素上实现每年3%的增长，到2022年便可达到中国当前的数字发展势头；这些驱动因素包括：实体基础设施、政府对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的支持、数字接入、数字货币和支付的使用、国家研发投入、性别数字包容、企业数字足迹，以及移动互联网差距。
第三，如果印度能实现以下增长率组合，到2024年便可达到中国当前的数字化发展水平。
性别数字包容度每年增长18%
实体基础设施每年增长3%
国家研发投入每年增长3%
数字接入可用性增长1%
这项分析表明，印度有望缩小数字差距。若国际科技企业和投资者考虑如何参与印度数字经济、助力实现该国的政策目标，就能在参与印度数字经济的同时，帮助其加快发展，缩小与长期经济对手中国的差距。如果这一情景实现，印度经济甚至可能赶上中国。企业、创新者和政策制定者在看到两大数字南方强国之间差异的同时，也应认识到两国趋同的可能性，从而为进军全球最重要的两个数字市场作出明智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