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ida Mercedes是一家全球化妆品公司的人力资源高管，在公司工作了17年，却不得不在新冠疫情期间辞职，为儿子提供育儿照顾。
她并非个例：疫情第一年，女性占美国劳动力退出人数的53%。
新冠疫情也凸显了美国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面临的不成比例的挑战。
得克萨斯大学的政治学家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就女性因疫情面临的挑战接受了采访。
在采访中，她概述了有利于女性并促进性别平等的支持机制和干预措施。
新冠疫情暴发时，全球化妆品公司的人力资源高管Farida Mercedes正处于即将晋升的关头。她在该公司已工作了17年。她6岁和7岁的两个儿子需要一位全职家长，帮助他们应对线上学习带来的新挑战。Mercedes与担任狱警的丈夫从未讨论过谁应放弃工作，在孩子上学期间照顾他们。“我把这份负担扛在了自己身上，他非常支持我，”她说，“但这根本不是问题。”
Mercedes是2020年离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230万名女性之一。在疫情的头12个月里，女性占美国劳动力退出人数的53%。美国劳工统计局2021年4月的就业报告还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当月新增的32.8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中，102%的净就业增长属于男性。
新冠疫情危机尤其加剧了美国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面临的不成比例的挑战。截至2021年1月，该国每11名拉丁裔女性中就有近1人（8.8%）失业；该群体的失业率最高。²每12名美国黑人女性中有1人以上（8.5%）失业。
雇主提供的灵活性安排，例如缩短工时和调整工作时间表，不一定能使女性在全职育儿与工作之间兼顾双重负担。对于那些是家庭主要或唯一经济支柱的母亲而言尤其如此，这一群体在黑人家庭中占比高达68%，在拉丁裔家庭中占比高达41%。³事实上，在疫情之前，麦肯锡研究发现，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女性照顾家庭成员（包括儿童）所花费的时间是男性同行的2.7倍。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女性做家务的可能性也是男性同行的两倍。
为兼顾家庭责任而减少有薪工作时间的女性，可能会损失工资、福利和晋升机会，更不用说睡眠了。暂时休假也可能使女性倒退。研究表明，生育后休假一年的女性，其收入低于未休假的女性。⁴
在疫情期间，职场母亲面临哪些选择？文化规范、职场政策和社会经济因素又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为深入探讨这些重要问题，麦肯锡采访了Mercedes以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治学家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博士（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报告的合著者），报告题为《美国从2020年“她衰退”中复苏：构建以育儿和工作为核心的女性未来》美国从2020年“她衰退”中复苏：构建以育儿和工作为核心的女性未来。以下为本次对话的节选编辑稿。
麦肯锡：DeFrancesco Soto博士，您将当前的经济下行称为“她衰退”。能否解释一下？
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传统上，经济衰退对男性的打击最大，但这是第一次“她衰退”——我们看到女性承受了这一比例的冲击。从最新的就业数据来看，男性正在重新获得就业——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在增长，而我们却在流失。
麦肯锡：Farida，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支持孩子进行线上学习的同时继续全职工作的？
Farida Mercedes：夏初时，我就知道自己很吃力。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正在进行，疫情也在持续，压力非常大。临近9月，孩子们即将返校，我终于说：“好吧，我们需要放弃别的东西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全日返校。
我至今记得那一刻，仿佛就在昨天。我走下楼，妈妈正在那里。她开了个玩笑，我笑了起来。我儿子看着我说：“哇，妈咪，我很久没见你这样笑了。你看起来很开心。”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我说：“我必须做点什么。我没有好好陪伴他们，他们没有看到一个快乐的妈妈。”
从那一刻到我终于能向雇主开口说出“我要离职”，用了三周时间。我反复思考、反复质疑：我这样做是否正确？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承受得起？
我的工作是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所了解和为之付出的一切，我所获得的职级，我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我感觉这些都将被彻底夺走或戛然而止。那我又将成为谁呢？如今，四个月过去了，我有时仍然会质疑。我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我仍然怀疑自己。
我感到迷茫。我很想念在工作中担任影响力人物、进行深入交流的日子。现在，我却在和读二年级的孩子谈论“你做完那份阅读作业了吗？”，或者和读幼儿园的孩子说“你有没有确保把故事里的海洋涂上颜色？”
麦肯锡：文化规范是否比男性更让女性承受离开职场的压力？
Farida Mercedes：我认为，女性在职场中从未真正获得过男性所享有的支持。我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拉丁美洲文化环境中长大，但我自认为非常进步。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被教导：永远不要依赖男人。要有自己的工作，要发展事业。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离开我工作了17年的岗位，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如今，每天在孩子们通过Zoom上课时陪伴他们，我意识到，我根本无法既做好我的工作又照顾他们。而我丈夫从来没有承担过这个角色。学校的事务、看医生之类的事情，我一直都在做[图片说明]。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结论是：“你要做这个决定；如果我们需要这样做才能支持孩子们，那就由你来做。”
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从个人经验来看，作为一位有孩子的母亲，我可以从文化预设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是拉丁裔。在拉丁美洲文化中，性别规范更为严格。再加上拉丁裔女性恰恰是“她衰退”中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而这些性别规范又同时存在，这对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而言，堪称灾难的温床。因此，我认为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引入文化、种族和多元化的视角非常重要。
麦肯锡：您是否认为女性离开职场的比例将继续上升？
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我认为会。夏天的时候，我为YWCA撰写了一份报告[美国从2020年“她衰退”中复苏：构建以育儿和工作为核心的女性未来]。我在6月答应了这项工作，而当时没有任何育儿支持，对吧？所以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以获得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不被打扰的工作时间。我一向早起，也能够逼迫自己。但我到了一个地步，以为自己感染了新冠，其实并没有，只是因为我太过疲惫、身心俱疲。
这就是一个项目带来的影响。但如果你不得不接连承担一个又一个高压项目，你就无法维持这样的节奏。你会崩溃，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绪上——或者两者兼有。我们还将在虚拟环境中待上一段时间。在一切恢复正常之前，你会看到女性崩溃，因为这种节奏是不可持续的。
麦肯锡：女性离开职场的比例高于男性，会产生哪些影响？
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对女性而言，影响取决于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社会经济地位]和技能。因为我们知道，职业晋升取决于个人的职业轨迹。而一旦出现空档，螺旋式下滑就可能开始。从12月的就业数据来看，再结合一些相关评论，我们看到女性的失业问题似乎看不到尽头，这就是一种螺旋。这是我脑海中浮现的唯一一个词。因为对于那些能够重返职场的女性而言，她们晋升的程度将无法达到此前的水平。
对于服务业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我担心她们可能无法再次就业。因为当我们审视疫情与自动化的交汇时，会发现很多此类工作本就已岌岌可危。除非我们推出强有力的技能再培训和转岗计划，否则我真的担心，相当一部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可能再也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
这将产生长期影响。这不仅关乎当下、下个季度或接下来的几个季度，而是关乎十年甚至二十年。
麦肯锡：您认为如此多的女性离开职场，未来将给经济和家庭带来哪些成本？
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这在许多方面都将代价高昂。首先是薪水——即损失的收入。我认为这是最首要的问题。但我认为同样非常重要的是长期的损失与收益。也就是说，我们原本规划的退休方式——无论我们是一直在缴纳社会保障金，还是在缴纳401(k)或403(b)养老账户——[都将发生改变]。我们将根本无法拥有这些。我认为，人们需要认识到，女性现在正切实承受着痛苦，但最终，这也在宏观层面上伤害着我们所有人。
我还要回到我最初的观点，即从种族和民族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因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女性，恰恰是在疫情暴发之前处境最为糟糕的女性。她们在收入和资源获取方面本就处于非常不稳定的境地。而这可能已将她们推回到一个可能永远无法恢复的境地。之前。
麦肯锡：有哪些干预措施可以帮助家庭支持，使女性能够以与男性同等的比例重返职场？
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的育儿体系本就存在问题，无论是育儿费用的高低还是育儿服务的可得性。如今它正在土崩瓦解。因此，我认为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建立一套接近普惠育儿的体系，同时还需要配套产假。这些措施是相辅相成的。
我还认为，我们需要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提供职业培训。对她们进行技能更新和再培训，是一项必须进行的投资。
麦肯锡：这种女性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是否仅美国独有？
Victoria DeFrancesco Soto：是的。这令人尴尬。看看我们所有的经合组织（OECD）同行，我们在育儿服务和产假政策方面总是垫底。[在经合组织39个国家中，美国在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支出方面排名第37位。⁵ 育儿费用最高可占双职工家庭收入的25%，占单亲家庭收入的50%。]
Farida Mercedes：你说得太对了。即使对我自己而言，重返职场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如果我休假一年，回去后意味着什么？我是否要从零开始？我是否仍会被视为之前的职位和级别？我是否只能以副总裁助理的身份重新回去？当我们决定重返职场时，这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国家和一支劳动力队伍，我们又该如何支持像我这样的女性重返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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