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至2014年间，仅有16个发展中经济体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许多经济体幸运地发现了石油，或加入了欧盟。
“奇迹”经济体，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和新加坡，以及此前的日本、德国和美国，都偏离了标准增长模式，转而追求更高目标。它们的共同点是雄心、问责与适应能力。它们努力发展远超其既有技术能力和经验的精密产业，专注于建设以出口为动力的稳健经济体，并打造竞争异常激烈的企业。
这些经济体的惊人成功，源于其所建立的独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国家介入以消除市场障碍。企业则相应地进行创新与发明，并承诺对所获得的支持承担问责。这一过程是一种“真正的”产业政策“真正的”产业政策，或更具体地说是技术与创新政策（“TIP”），我们在近期的论文中将其描述为一种成功打造了精密产业部门的政策，这些部门推动了高水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最终惠及整个社会。
“创造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向精密产业实现的技术飞跃。”
这些国家各自通过敢于冒险建立了其经济声誉。它们进入了计算机、电子、制药、交通运输和机械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它们此前毫无经验，也没有人合理预期它们会成功。但它们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难以复制
然而，这些“奇迹”确实属于特例。对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而言，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在尝试落实TIP的核心原则时抱负参差、机遇屡屡错失的记录。总体而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了以下三类中的前两类，其成效远逊于“亚洲奇迹”经济体。
蜗牛式爬行：这种做法沿用标准增长模式，包括改善营商环境、调整制度与基础设施、维持宏观稳定、投资普通教育以及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做法是TIP中的最低挡位。总体而言，它通常无法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更常见的结果是增长相对缓慢。几乎没有遵循这一路径的经济体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相反，这些政策主要修正了“政府失灵”，却未能解决“市场失灵”，尤其是在超出比较优势范围的精密产业发展方面。
跨越式发展：中间挡位主要聚焦于吸引精密产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或围绕大宗商品等现有产业向质量阶梯攀升（例如马来西亚和智利）。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相对较高的增长，使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不太可能在一两代人之内，即一名新入职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之内，将经济体推升至高收入水平。除标准增长模式外，积极吸引制造业及其他产业外国直接投资、并围绕比较优势部门发展产业的政策，可能带来跨越式发展。
登月式突破：“亚洲奇迹”正是这一TIP路径的结果。它指国家介入以修复市场失灵，使具备前沿技术的精密产业中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得以发展。市场失灵可能源于企业未能充分获取进入某一行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或其为投资所付出的成本未获补偿，而该投资同时也惠及其他企业。这些失灵会阻碍企业进入精密产业。国家的作用超越了提供一般基础设施、促进教育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标准职能。通过主动作为，国家可以提高成功的概率，并创造有利条件，使企业得以进入精密产业、在国内外开展竞争，并培育一种能够长期维持高速增长的环境。
协同式路径
TIP的成功取决于国家与私营部门的共同行动。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的话来说，经济体需要两翼齐飞，即国家与市场两翼齐飞，以创造可持续增长。
创造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向以制造业为主的精密产业实现技术飞跃，并由国内企业引领。“亚洲奇迹”在识别和落实TIP三大核心原则方面的经验，为其他国家在迈向经济成功的道路上效仿提供了一份富有希望的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