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会议上达成的全球协定，实际上是过去一个月内达成的第三份气候协定。第一份发生在11月底，当时以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索斯为首的一群亿万富翁宣布设立200亿美元基金，用于支持清洁能源研究。同一天，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印度、中国和巴西在内的20个国家同意将绿色能源投资翻倍，每年总额达到200亿美元。
在巴黎会议之前的两项宣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Breakthrough Energy Coalition（BEC）——即盖茨及其企业家同行发起的联盟——的声明。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大众观念中，创新与私营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如果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一项技术突破，那么除了硅谷和其他自由市场创新中心的“奇才”，我们还能指望谁来提供？
盖茨本人率先 承认 公众认知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私营部门懂得如何创办企业、评估成功潜力，并承担风险，从而将创新理念转化为惠及世界的成果。”这是他的联盟 宣言中写道：“但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中，对于可能带来变革的早期能源系统投资而言，风险与回报的平衡很难满足传统天使投资人或风险投资人的市场检验标准。”
仅凭自由市场，新能源的开发速度不会足够快，因为回报仍然过于不确定。正如以往的技术革命一样，清洁能源的快速进步需要一个勇于进取、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国家进行干预，提供耐心的长期融资，以改变私营部门的激励结构。政府必须做出大胆的政策选择，不仅要拉平竞争场地，还要使其向环境可持续性倾斜。然后——也只有到那时——私人资金才会跟进。然而迄今为止，紧缩政策阻碍了充足的公共融资。人们希望巴黎协定能改变这一点。
与 信息技术革命一样，清洁能源的进步同样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由于我们尚不清楚哪些创新在经济脱碳中最为重要，投资必须分散到多种选择之中。长期、耐心的资金同样必须可得，以帮助企业降低不确定性，跨越基础研究与商业化之间所谓的“死亡之谷”。
BEC的论点——即“新模式将是政府、研究机构和投资者之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这一关系带来了令人欢迎的关注。然而遗憾的是，除了盖茨及其同事之外，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可以指望私营部门来引领这一方向。
能源行业已经过度金融化，其在股票回购上的支出超过了低碳创新研发。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通用电气分别是自家股票回购规模排名第一和第十的企业买家。与此同时，据国际能源署称，美国能源行业的投资中仅有16%用于可再生能源或核能。任由石油公司自行决定时，它们似乎更倾向于从地球最深处开采碳氢化合物，而非将利润投向清洁能源替代方案。
此外，近年来政府研发预算持续减少，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国家在促进创新与增长中作用的低估，近期则受2008年金融危机后紧缩政策的影响。紧张的预算正在拖累那些本可推动突破性创新的机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曾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催化剂。相比之下，先进能源研究计划署（ARPA-E）2015年的预算为2.8亿美元，仅约为DARPA预算的十分之一。1981年，能源占 美国公共研发预算总额的11% 。如今，这一比例仅为4%。与此同时，存在问题的需求侧政策也陷入困境，阻碍了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部署。
在推动绿色能源技术扩散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公共部门机构是国家发展银行。事实上，德国KfW、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巴西BNDES是可再生能源领域排名前十的四大投资方，占资产融资总额的15%。
公共部门能够并且应当做得更多。例如，可以规定能源企业所获补贴须以更高比例的利润投入低碳创新为前提。毕竟，正是这类条件——20世纪初美国电话公司AT&T在获准保留其垄断地位时所受的约束——促成了 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创建，是创新的关键孵化器。
同样，尽管亿万富翁的慈善捐赠固然值得欢迎，企业也理应缴纳合理的税款。毕竟，正如BEC的宣言所指出的，“目前政府对清洁能源的资金投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然而，以英国为例，Facebook在2014年仅缴纳了4,327英镑税款，远低于许多个人纳税人。
盖茨及其他商界领袖愿意投入自身和资金推动清洁能源发展，这一点令人钦佩。巴黎协定也是利好消息。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若要实现低碳革命，我们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更加全力地投入 绿色创新，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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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iana Mazzucato系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隶属萨塞克斯大学）的创新经济学教授。
图片：意大利罗马以北90公里（60英里）的皮亚尼亚诺村附近可见一台风力涡轮机。路透社/Max Ros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