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和地方政府可以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地方决策者可以借助一系列政策和工具，推动必要的变革。
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我记得2018年在日内瓦参加过一次会议，那时距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才刚过一年多。会上，一位来自美国的主旨发言人称，他的政府在气候问题上没有做过任何事情。美国的退出固然让各地的环保人士深感失望，但我觉得这种看法有些片面。退出一项条约确实会带来严重后果，但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仍在大力开展工作，而这类说法可能使这些努力被忽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全球气候政策，或者至少寄托于联邦或国家层面的战略，以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由于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各方都在为各自的不同利益据理力争，最终成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力度也不足以防止迫在眼前、不可避免的气候紧急状况。即便是在疫情期间，石油需求和价格跌至历史新低，温室气体仍在持续排放，污染着我们的大气。虽然全球或联邦层面的战略可能有助于各州和各国保持一致，但若认为某个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无所作为，则是忽视并贬损了州和地方政府所做的努力。
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州政府既不赞成在全州范围内实施激进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也无意在州一级引入碳定价。该州的决策者普遍认为，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很快就会成为最便宜的选择，并对用户具有商业可行性。然而，由于涉及诸多外部性因素，例如一方面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补贴，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税收优惠的到期，情况未必如此。
不过，奥斯汀高度重视清洁能源转型政策，因此堪称全球典范。举例来说，奥斯汀所有市属设施均使用100%可再生能源供电，该市还承诺，到2025年，其能源的65%将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5年，该市计划使其全部电力需求100%来自零碳能源。不过，该市也认识到，电网排放只是温室气体的来源之一，多个领域都需要进行全面变革。该市计划到204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370万公吨减少至460万公吨。
奥斯汀轻松实现了2020年目标（能源的50%来自可再生能源），2019年可再生能源占其能源的56%。除应急备用发电外，奥斯汀市政府将不再购买、签约或建设新增碳排放的长期发电或储能资源。该市还计划增设快速响应储能设施，并设定了200兆瓦的目标，用于储存可再生能源。
然而，此类举措只有在地方政府（而非投资者所有的公用事业公司）负责发电并向客户供电的情况下才可行。此外，还需注意得克萨斯州动态的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市场结构以及该州提供的开放输电准入制度的作用，该州在州输电网络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使奥斯汀得以实现上述目标。
有观点认为，相较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设计完善的上网电价（FIT）政策更能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该政策通过在固定期限内保证高于市场水平的收购价格，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确定性，从而使其更容易获得融资。FIT的支持者常以德国的做法为例。德国政府没有采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而是实行了上网电价政策，使其提前大幅超额完成了所有目标。2019年，可再生能源占德国能源总量的46%。2020年第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占德国全部电力的52%。德国的上网电价政策相当灵活，设有约30种量身定制的上网电价，以满足各类不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需求，并兼顾规模和地点等特性差异。
然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与上网电价相互排斥。前者规定了客户需求中须由可再生能源满足的比例，而上网电价则通过为投资者提供确定性来推动新增供应的发展。德国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所带动的需求，被视为太阳能板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使太阳能在许多地区具备了与煤炭和天然气竞争的能力。通过上网电价提供的高额保底价格创造了强劲需求，并促使人们尽早推动技术创新，以降低成本。2010年，发电企业获得的补贴为每千瓦时45美分，到2015年降至每千瓦时15美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的能源转型为全世界带来了成本更低的太阳能补贴。”
德国的另一亮点在于，尽管太阳能资源条件较差，其光伏发电仍得到广泛部署。研究人员指出，除了设计完善的上网电价政策之外，融资、许可审批、安装和电网接入等“软成本”也是推动这种大规模部署的重要因素。据估算，这些软成本实际上在可再生能源资源的部署中发挥着比财政激励更为关键的作用。
我理解，并非每个城市或地方政府都会积极效仿上述做法。如果它们都这样做，我们就会拥有强有力的全球气候政策，或者至少是联邦层面的强制性要求。在此之前，地方性替代方案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过渡性解决方案，有助于加快清洁能源转型。这种由地方独立设定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会创造对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需求；如果有足够多的地方政府采纳此类政策，规模经济可能会使天平倾向清洁能源方案，使其同样具备商业可行性，正如我们所见太阳能板价格出人意料地大幅下跌并得到广泛应用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