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能源转型，人们很容易为之惊叹：太阳能装机不断创下新纪录，电池储能价格也降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水平——一年前还难以想象。然而，清洁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仍然有限。这是怎么回事？
2013年至2017年的年增长率为可再生能源超过13%，而同期传统能源（石油、汽油、天然气）的增长率约为1%至2%。然而，若看该领域最新的《BP行业统计评论》，与不可持续能源相比，这仍只是沧海一粟。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年，煤炭占全球能源结构的38%。20年后的今天，这一比例仍为38%。与此同时，全球发电量增长了80%以上。这意味着清洁技术并未取代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就需求而言，两者都在增长，只是叠加在一起。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绝对占比增长得还不够快，无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照此速度，我们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仍相去甚远，即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至2°C。
要有效推动迈向新世界的转型，仅依靠技术要素并不足够。要扩大可持续技术的推广范围、提升推广成效，并以此取代旧有模式，必须将社会组织纳入考量。在地方层面，这意味着要了解各利益相关方如何协作，以及未来需要采取哪些策略来动员他们，共同构建有韧性的结构。这样的框架对于推动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组织结构组合
有韧性的能源生态系统必须有三类关键参与者：公共机构、私营部门和普通民众。他们是能够根据自身角色和利益动员起来的“关键行动者”。
公共部门的使命是提供公共服务，同时通过减少不平等促进社会团结。多层级的行政体系让公共部门更具韧性，却也使其难以改变。因此，随着城市化挑战加剧，许多城市如今都在努力塑造更美好的未来。市政当局可能缺乏内部专业能力，也可能面临财政实力和影响力下降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市政当局主动设立地方能源机构，旨在降低能源账单，同时保障人人平等享有服务。
例如，巴塞罗那鼓励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并利用本地可再生能源。此类富有远见的管理最终可以降低与国家电网相关的成本，从而减少对电网的依赖。此外，在巴塞罗那，民众参与是共同设计解决方案的重要支柱。因此，能源确实被用作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手段。因此，尽管地方公共机构可能难以动员，但它们对于建立解决方案得以蓬勃发展的初步框架至关重要。
为此，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尽管私营部门需要实现盈利，但其利益完全可以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形式为微电网。这不仅能解决迫切的电力问题，还能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过去，微电网通常用于特殊场景（军事用途、孤立系统等），由单一用户/所有者使用，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案例。其他模式仍在兴起，例如博雷戈斯普林斯的混合系统：配电由地方运营商负责，而发电资产则可由最终用户或其他第三方拥有/管理。这类混合组织的运营体系相当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推动进一步创新，并参与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更新。
然而，这自然也会促使民众为这些创新付费。因此，同一地区内可能出现巨大的价格差异和解决方案获取差异。由此可能导致服务彼此割裂和不平等，因此仍有必要由公共机构进行引导。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居民如今正在能源未来中发挥引领作用。他们希望达到一定的福祉水平，并通过参与社区团体增强自身影响力。他们可以在合作机制中组织起来，实现环境目标并促进社会凝聚力。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方式，共同投资可再生能源设施并进行管理。
这一策略主要建立在稳健、低风险的技术之上。越来越多地，它纳入现有的共有住房单元（共管公寓）和小型企业；这是同时促进经济与民主成效的独特方式。但这一模式本质上通常只聚焦于某些技术（多数情况下是光伏板），且局限于街区、城区或村庄，因此与前述两类参与者相互依存。
因此，每类关键行动者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彼此可以互补。我们无法确切预知能源行业的未来，但应做好准备，接纳这些组织形式的各种组合。它们将接入主电网，在地方层面继而在全球层面推动能源体系转型。为此，各方需要更加紧密地合作，协调彼此的行动。
一条新路径
此类合作将采取何种形式，仍有待观察。换言之，今天就必须作出战略选择，才能创造一个包容且有韧性的未来。尽管最终图景仍不明朗，但现在已经可以描绘出若干成功的关键因素，为前进铺平道路。
在技术层面，光伏板等电力解决方案有助于转型，但只是其中一部分。欧盟城市的能源需求中，超过50%是热能。换言之，地方组织应更加关注采用区域供热/制冷（DHC）系统的热能设施。这一选择能让不同利益相关方建立更多联系。首先，这类系统可兼容各种能源，易于储存，同时技术门槛足够低，便于民众采用。其次，在监管方面，它完全取决于地方情况，为地方行动者提供更大的自主空间。第三，这一议题还涵盖建筑改造规划、低碳预算行动等。第四，它与燃料贫困等紧迫的社会挑战息息相关。
为促进包容性，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参与者可以借鉴交通出行领域的做法。例如，在部署电动汽车充电站时，阿姆斯特丹采取需求驱动的方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完成初期投资后，居民只有在需要时才提出新增设施的申请。这样一来，城市就避开了规划建设最终无人使用设施的常见陷阱。为让市民参与其中，这种方式更加注重响应需求，而非预先主动规划。它能提高居民的积极性，并降低新设施的风险。对于城市能源系统，这种做法同样鼓励逐步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建设适应性更强的基础设施。由于采用率取决于最终用户，这也有助于市政当局积累专业知识，更好地管理相关流程和解决方案。
然而，治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如何设计组织架构，协调各方关系？近期出现了一些潜力巨大的技术项目来应对这一挑战，但也值得考虑非技术路径。一个初步选择是让居民参与公私伙伴关系，使他们有机会认购项目股权。
很难想象日常共同管理如何实现，但向公众开放项目股权会带来许多好处。这将以明确、现有且经过验证的合同和金融工具为基础，拓宽新的融资来源。此外，它还将成为一个透明平台，让居民不时行使监督权，同时不影响日常运营。迄今为止，这类体系仍属少见，除德国市政公用事业公司等某些情况外，不过它完全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这些只是目前想到的几个例子。我们必须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建立新的强大联盟。换言之，无论采取技术、经济还是法律行动，都需要秉持同一种包容理念。这是决定能否有效转向可持续未来的首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