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表示，实现“净零”所需的措施中，有五分之三需要行为和社会层面的改变。
环境心理学教授洛林·惠特马什解释英国公众可能如何适应这些改变。
惠特马什将这些行为改变与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行为改变进行类比，认为其可作为环境变革的潜在范本。
英国政府的气候顾问“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表示，要实现“净零”排放，所需措施中有五分之三至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行为和社会层面的改变。但该测算仅考虑了消费者行为的改变，例如从汽油车转向电动车，或从燃气锅炉转向热泵。这是对行为和社会层面改变的非常狭隘的定义。人们不仅是消费者，还是公民、父母、社区成员、员工、雇主和政治参与者。
作为一名环境心理学家，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日常行为的改变如何助力应对气候变化。这些改变并不局限于人们购买电动车、减少食用红肉，尽管此类消费行为很重要。其他改变还包括更多人接受大规模低碳基础设施，或决定采取政治行动（投票、抗议、抵制）或社区和志愿行动。这还意味着更多人会去创造和传播那些将低碳生活方式常态化并加以推广的叙事，并对企业、政府、朋友和家人的不作为提出批评。
采用这一更广义的“行为改变”定义意味着，要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内容中，接近100%都至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行为改变，因为这涉及人们作为变革主体所做的决策。
时机问题
研究人员日益认识到，实现社会和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如何进行干预，还在于何时进行干预。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习惯性的，即由情境线索触发的无意识惯例（“现在是上午8点，该开车去上班了”），而非对各种选择进行的有意识权衡（“今天哪种交通方式最好？”）。习惯是生活方式改变最主要的阻碍之一，会“固化”行为。同样，组织和政策变革也可能因惯例和对现状的偏好而受阻。
但由于习惯和惯例是由稳定的情境所引发的，例如每天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开始工作，情境的改变会打破习惯。与此相符的是，突发的“变革时刻”已被认定为生活方式变革最重要的杠杆之一。研究表明，个人层面（例如搬家）或社会层面（经济衰退、极端天气）的干扰，都可能为重塑社会惯例提供契机，例如从开车通勤转向居家办公。
此外，针对这些变革时刻开展的干预，比其他时间更为有效。例如，当减少汽车使用和节约能源的措施安排在迁居之后不久实施时，效果更佳。其他可进行干预的契机还包括新年、年满18岁、生育子女、退休或新冠疫情等节点。
疫情充分表明，大规模且迅速的行为改变是可能发生的。所谓“封锁生活”这一转变在无意中减少了碳排放。随着封锁措施解除，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一变化中学习？
新冠疫情带来的变革时刻
新冠疫情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生活方式最重大的冲击。公民正以新的方式工作、消费和互动，其中一些方式在个人和环境层面都可能更为可取。新冠防控措施减少了通勤、出行、消费和食物浪费，也使园艺、阅读等更环保的爱好更为普及。许多人打算在防控措施解除后保留这些被迫形成的生活方式改变，因为这些改变能带来更广泛的益处，例如节省开支、改善健康和福祉。
当然，重要的是，意图并不总能转化为行为改变。由于形成新习惯需要两到三个月，而大多数国家的封锁期已足够长，足以形成新的惯例。然而，封锁措施解除后，人们存在重回既有习惯的风险，尤其是在经济刺激措施助长不受约束的高碳消费的情况下。
因此，尽管新冠疫情可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窗口，但只有配备适当的基础设施和激励措施，以推广并固化新的惯例，人们才可能转向低碳生活方式。所幸的是，公众大力支持“绿色复苏”及相关政策，包括转向低碳交通或减少绿色复苏及相关政策，包括转向低碳交通或减少红肉消费。这为采取大胆的气候变化措施、建立并固化低碳习惯提供了授权。
随着英国及其他地区逐步放松新冠防控措施，人们再次改变行为，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重建得更好”。实现净零排放将是这一使命的核心，而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行为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