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间，日本避开了以股东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许多陷阱。
其凝聚力强的社会使其得以维持集体价值观，从而促进了更大程度的公平。
由此带来的更大稳定性和长期思维，对日本的净零转型大有裨益。
就经济增长、企业盈利能力以及软件和服务领域的创新而言，过去30年间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世界的。但如果我们关注信任、稳定和社会凝聚力等问题，或许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考虑到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重建信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几乎完全避开了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给许多发达经济体带来的社会分化和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而这些现象正是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给许多发达经济体带来的困扰。
在我看来，大多数专家正确地将这种信任的瓦解归因于制造业高技能岗位的流失，以及西方中产阶级收入随之停滞不前，而社会最富裕群体的财富则持续快速增长。
日本之所以避免了这种两极分化，有几方面原因。在这一方面，该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实际上反而成为一种福音：在劳动力减少、近年来人口也随之减少的背景下，日本在经济实际陷入停滞的情况下，仍得以实现GDP的小幅增长，尤其是按劳动年龄人口计算的人均GDP。
人数众多的老年群体也在花费其积累的财富，或将其转移给子女和孙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消费需求，同时缓解了潜在的经济差距。在需求侧，日本还成功拓展了入境旅游业。
这一切意味着，迄今为止，日本基本上得以维持其繁荣水平，而无需通过大规模（有时是计划外的）移民来弥补人口减少的问题。这种大规模移民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进一步助长了民粹主义。
同舟共济
更重要的是，日本始终坚守其集体理念。由于社会保持着较高的同质性，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凝聚力，维系着使集体高于个人、并对社会稳定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信念。
缺乏增长，甚至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衰退的经历，是一种集体性的体验——所有人都同舟共济。日本人重视公平与公正，甚至于自由；只要大多数人得到平等对待，少数富人或明星便能被接受，典型的反应是：“他们生活在与我不同的世界里”。
正是这种经历使日本能够在几乎没有引发社会或政治波澜的情况下，承受30年的经济停滞——在我看来，这在西方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该国在创新和创业方面也付出了代价，这两方面至今仍然有限，因此经济增长的绝对水平也受到影响。不过，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一权衡是满意的。
要将这一经验应用于世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社会并非易事。然而，更加重视社区价值观，并承担起对社会其他群体的责任，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或许值得加以审视，而不应仅仅因为它们与日本的“失去的十年”相关联而予以摒弃。
日本人本资本主义的实践
的确，西方企业在过去几年里已开始推崇这种整体性的“利益相关方”思维，逐步淡化了多年来以股东为先的做法。我愿称之为“人本资本主义”的这一模式，在日本已得到广泛实践。
我认为，近年来日本企业取得的主要成功——在其确实取得成功的范围内——源于一种体贴入微的管理方式。对日本管理者而言，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说其“不近人情”，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的高管通常不会顺周期地招聘或裁员；为何在出售或剥离业务部门时十分谨慎，无论这些部门多么“非核心”；以及为何我们在做决策和整合收购时往往耗时漫长。
尽管这些做法常常受到西方竞争对手的嘲讽，但它们使日本管理层得以与员工保持更高程度的相互信任，并在所在社区中获得社会认可，从而赋予他们真正的优势。
在经营业绩方面，无疑存在短期成本。但内部共识与稳定性使长期战略思维和大胆的承诺成为可能。例如，日本综合商社早期在东南亚的投资；工程、材料和化工领域开展的前瞻性研究；或是日本产业中普遍存在的、对细节的精益求精和持续改进。
应对脱碳挑战
三菱重工的一些清洁技术投资，是我们数十年前做出的，如今才真正开始显现成效。我们正努力加快全球脱碳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开发清洁氢能的生产和规模化基础设施，以及碳捕集、封存与利用（CCUS）。
此外，我们不仅依托近140年企业发展历程中积累的深厚工程底蕴，还在全球范围内构建金融与创业网络，投资创新型初创企业，与学术界开展合作，并与众多合作伙伴分享知识和自有技术。
我们也对自身做出了一项大胆承诺，MISSION NET ZERO承诺到2040年实现范围1、范围2的脱碳，并且（尤为重要的是）实现规模大得多的范围3排放的脱碳（包括通过CCUS实现的减排）。我们认为，作为低碳技术供应商，我们必须比客户提前十年实现脱碳。
与此类似，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尽管其作为一个能源和矿产资源匮乏、适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土地也不足的岛国，面临诸多自然和地理方面的不利条件。
正如大家希望已经清楚的那样，日本人一旦确立目标，便会坚定地去实现它——这种心态植根于为集体成功做出贡献的共同愿望。谈到实现净零排放，我相信我们将践行承诺，同时继续以赢得世界尊重与信任的方式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