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 欧盟通过了三项目标 （见图表），以实现其能源政策目标，即建立可持续、安全且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这些目标于2009年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立法（修订后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努力分担决定、 可再生能源指令），并于2012年转化为国家立法（能源效率指令）。
这些措施对欧盟能源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欧盟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达到 15.3%（2014年），且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预计将实现其202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2009年，欧盟通过了三项目标（见图表），以实现其能源政策目标，即建立可持续、安全且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这些目标于2009年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立法（修订后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努力分担决定、可再生能源指令），并于2012年转化为国家立法（能源效率指令）。
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之前，为向行业提供指导，欧盟委员会于2014年提出了一项新的 203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该框架在稍作调整后获得 2014年10月欧洲理事会 的认可（见图表）。
这一新的2030年框架最具争议的方面在于，与此前的2020年一揽子计划不同，欧盟的新目标将不会通过欧盟立法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在欧洲理事会批准之后，欧盟委员会（EC）于2015年2月底首次提议实施2030年框架。这些提案载于 《能源联盟一揽子计划》，旨在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与竞争力提供连贯的方法，并实现2030年框架所商定的目标。
官方解释称，此举是出于保留 “成员国更大的灵活性”，这符合第194条第2款中的相关规定，该条款见于 《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FEU） ，内容涉及成员国对能源结构的国家控制权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成员国对于欧盟能源市场应如何组织并未形成共同愿景。因此，它们寻求最大程度的灵活性，以便开展各自的国家能源政策。例如，英国和捷克共和国建议，新框架“应仅足以对集体进展作出评估，且其规定性应明显少于目前《2020年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下的规定”。
这一情况引发了关于新的2030年框架将如何实施的问题，并因此使治理问题成为焦点。
欧盟政策的力度不足，使成员国得以推行导致内部能源市场碎片化的政策。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则存在国家努力无法汇总为欧盟整体承诺的风险。
在成员国不承担具有约束力义务的情况下，只有稳健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实现2030年目标。尤其是， 投资者信心可能受到削弱 ，若缺乏强有力且可靠的治理体系。
为应对这一问题，欧盟委员会在2030年框架通讯中提出了一项潜在的治理方案，该方案以各国关于具有竞争力、安全且可持续能源的国家计划为基础。该方案围绕三个关键步骤构建：i）“由欧盟委员会就国家计划内容编制详细指南”；ii）“成员国通过迭代过程编制计划”；iii）“对成员国计划和承诺的评估”（若不足，“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将进行更深入的迭代过程，以加强该计划的内容”）。
2014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对此问题的立场要模糊得多，并呼吁建立一个“可靠且透明、不附加任何不必要行政负担的治理体系”，并以“现有基石”为基础建立，例如国家气候、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计划。
因此，203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的治理问题仍基本未解决。2015年9月1日，欧盟理事会总秘书处向各代表团发送了一份说明，附有《关于能源联盟治理体系的理事会结论（草案）》，该草案是为即将于2015年11月26日在卢森堡召开的交通、电信与能源（TTE）理事会准备的。
与欧盟委员会已提出的理念一致，该文件概述了一种治理体系，其基础是国家能源与气候计划，随后是关于这些计划执行情况的进展报告，并包括“以关键绩效指标等为基础的、具有抱负且迭代的对话与监测”。根据该文件，“治理周期还将作为一种‘预警系统’发挥作用，以便及早识别与欧盟所有能源政策目标及已商定的气候与能源目标相关的潜在风险和不足。”
尽管该文件包含大量（且官僚色彩浓厚的）表述，但拟议的治理体系如何运作，尤其是在某一成员国未遵守其国家能源与气候计划时欧盟委员会可如何介入，仍不清楚。除非这些关键问题在11月的TTE理事会会议之前得到澄清，否则又一次为理论上的203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注入实质内容的机会将会丧失。
作者感谢Mark Johnston提出的有益意见。对于所有错误，责任由作者承担。
本文与 Bruegel合作发表。发表本文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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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mone Tagliapietra，为米兰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高级研究员，同时为伊斯坦布尔萨班哲大学Istanbul Policy Centre的非驻场访问研究员。
图片：一台风力涡轮机位于Piansano村附近。REUTERS/Max Ros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