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周可能为通往《巴黎协定》的道路带来了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这项协定将为未来的气候制度奠定基础。
10月23日， 欧盟领导人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 至少减少40%，并将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使用量至少提高27%。
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共同宣布了两国 2020年后的气候减缓目标：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后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尽最大努力尽早达峰，同时到2030年将非化石燃料占全部能源的比例提高至20%；美国则同意，到2025年将排放量较2005年水平削减26%至28%。
11月20日，在由美国、德国等牵头的柏林捐助方会议上，捐助方承诺向 绿色气候基金 （GCF）捐款约93亿美元。
中国的这项宣布尤其被许多人视为改变局势的举措。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其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27%以上；中国此举为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出可量化的减排目标树立了榜样。人们还希望，这项宣布能消除所谓的“中国借口”——一些发达国家以中国未参与《京都议定书》目标下的行动为由，回避自身承诺。
对于中国为实现拟议目标所需付出的实际努力程度，各方评估不一。
先来看具体数字：到2030年将中国非化石燃料能源占比提高至20%，意味着要新增800至1,000吉瓦（GW）的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这超过中国现有所有燃煤电厂的装机容量，接近美国的总发电容量。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 以下所有领域都实现增长：
核电占比从目前的0.9%提高至6%；
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占比从1.3%提高至5.5%；以及
水电占比从7.6%提高至8.5%。
中国的水电开发能力已几乎达到上限，因此增量将主要来自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估算，要达到非化石燃料占比目标，就需要每周建成四座装机容量为300兆瓦的风电场，或者每三周建成一座装机容量为1吉瓦的核电站。
评估实现2030年前排放达峰所需的雄心程度颇具挑战。与所有其他预测一样，制定中长期减缓情景涉及许多假设和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能否在2030年前实现排放达峰，取决于中国如何管理其大规模工业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碳含量”。目前，中国的 城市化率 约为52.6%，到2030年将达到68%至72%。有些估算认为，如果不采取额外政策，将排放与城市交通和建筑增长脱钩，仅城市化就会至少额外带来4吉吨二氧化碳排放。
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排放预测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取决于多项因素，例如：
GDP增长预测。看来，2030年前达峰的判断基于一个假设：2020年后GDP年增长率为4%至5%；但如果GDP增长更快，而排放强度仍按年降低4.5%，达峰时间可能推迟。
GDP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预测显示，要在2030年前达峰，能源强度每年至少需要下降3%；但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增长的速度和程度。（清华大学 He）
能源结构调整——核能因素。中国近90%的一次能源来自化石燃料。若要将非化石燃料占比提高一倍，核能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其装机容量可能从目前的18吉瓦增至2030年的200吉瓦。然而，日本福岛核事故后的安全顾虑，阻碍了新核反应堆项目的审批。这意味着，在2030年前，核电站建设速度必须大幅加快。
未来预测总有不确定性，但抛开数字不谈，中国这项宣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最高层领导人首次提出了一份路线图，设定具体目标以遏制中国快速增长的排放。这一目标将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注入重要方向，并指导未来几十年的国家规划。可以预期，中国的五年规划将阐明这一长期目标，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短期目标、里程碑和行动。
中国已踏上转型之路。到2030年前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这一战略目标，将激励并加速中国转向低碳、创新驱动型经济。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世界银行“气候变化中的发展”博客
作者：王雪曼是世界银行高级碳金融专家
图片：2013年9月16日，甘肃省敦煌一处太阳能电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太阳能板。敦煌位于兰州西北950公里（590英里）处。路透社/卡洛斯·巴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