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气候友好型政府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这种情况并不常见，甚至十年一遇。中国宣布新能源汽车（NEV）强制性政策后便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政策是其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到2020年销售460万辆电动汽车，并从长远来看禁止销售传统内燃机汽车。
去年中国宣布新能源汽车政策后的48小时内，通用汽车和福特相继宣布了重大电动汽车计划，其中通用汽车提出到2030年推出20款新电动车型的计划。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强制性政策于2018年4月生效。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非唯一致力于提高道路上电动汽车占比的国家。过去三年间，20家汽车制造商和20个国家为电动汽车设定了目标。截至2018年9月，全球在用电动汽车数量较2015年增长了一倍多，较2013年增长了六倍，已超过400万辆。
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主要市场，各级政府都在推动增加电动汽车的使用，因为它们认识到这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能源安全并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强制性政策借鉴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零排放汽车强制性政策，规定汽车制造商必须销售一定数量的零排放汽车配额，每辆车根据续航里程、能源效率和功率等特性获得一定数量的积分。
该政策设定了新能源汽车积分目标，即明年占传统乘用车市场的10%，2020年提高至12%。在中国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些计划都激励汽车制造商超额完成配额，因为它们可以将积分出售给未达标的企业。
为何中国的这一宣布会成为汽车制造商的转折点？其中一个因素显然是其庞大且不断扩张的消费市场。但同样重要的是，作为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明确表示长期致力于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在中国市场电动汽车需求方向明确、信心充足的情况下，企业必须提升自身能力以保持竞争力。同时，随着汽车制造商设定自身的电动汽车目标，这也将使中国及其他地区的政府更有信心在未来设定更大胆、更有力的目标。
这是“雄心循环”的典型例子——在这一良性循环中，清晰的政府政策与积极的企业举措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繁荣发展，同时设定更高的目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一篇新论文列举了全球各地出现的此类雄心循环实例，涵盖欧洲的可再生能源、加纳的可可种植园、印度的太阳能发电以及全球棕榈油贸易。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各国实现并提升其在《巴黎协定》下的国家气候承诺。
各国和企业逐渐意识到，置身事外可能意味着错失机遇。为此，一些国家和企业正在组建正式联盟，以推动气候雄心。例如，荷兰可持续增长联盟由荷兰八家最大的企业组成，它们开展分析工作，并与政府部长进行积极对话，旨在推动环境和社会进步，使国家、经济和盈利能力均受益。因此，政府看到了气候行动带来的明显经济机遇，并力求使荷兰成为领导者，而非冒着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风险。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利用雄心循环是加快大胆气候行动的途径，有望在现在至2030年间释放高达26万亿美元的经济机遇，同时创造6500多万个就业岗位，并避免因空气污染导致的70多万人过早死亡。
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领导人需要以领先企业日益增多的企业承诺迹象为基础，并实施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些努力的政策和目标。反过来，企业气候行动和倡导的增强也将为更有雄心的政府举措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
企业领导者可以将气候行动视为增长、竞争力、创新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驱动力。2016年，财富100强企业中有56家报告称，通过减排项目合计节省了25亿美元，典型投资回收期为一至10年。
与此同时，领先企业逐渐认识到，减少自身运营中的排放将为提高利润铺平道路。虽然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力，但还有另一个动力：客户、投资者和员工越来越多地要求企业承担责任，抓住新的市场机遇，并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代价高昂且危险的影响做好准备。
中国的大胆政策以及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目标，是企业和政府可以利用雄心循环加快投资、迈向更安全、更繁荣未来的早期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