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氢等替代燃料为当前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问题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
尽管全球各地不断宣布新的项目，但只有一小部分项目进入了最终投资决定（FID）阶段。
要使清洁氢真正规模化，成为气候和能源安全的解决方案，项目设计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出转变。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再次暴露出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随着围绕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油价飙升，各国政府和企业正在寻求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的途径，用于发电、交通运输和工业领域。清洁氢清洁氢和合成燃料等替代方案，可为提升能源安全提供一条路径。
这一逻辑看似简单：如果化石燃料供应存在脆弱性，那么加速向新型能源载体转型理应降低风险。但这一论述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地缘政治冲击可能强化清洁氢的战略价值，但它们不足以克服那些持续阻碍项目推进的商业现实。
过去几年，欧洲、美国以及亚洲部分地区宣布了数百个氢能项目。然而，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最终投资决定（FID）阶段。
清洁氢的雄心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主要不在于技术成熟度，而在于可融资性，即项目的收入结构和风险状况是否足够稳健，能够吸引融资。
找到缺失的关键要素：可融资的收入
贷款方和机构投资者知道清洁氢是可以生产的，但他们的关键问题在于其能否在一系列下行情景下产生稳定、可预测的现金流。
许多项目难以达到这一门槛。与石油、天然气或电力等成熟的能源市场不同，氢能缺乏流动性强的交易中心、透明的价格基准以及充足的需求池。因此，项目往往依赖双边协议或对未来市场发展的假设。实际上，这造成了收入的不确定性，而这对债务提供方而言很难接受。
地缘政治冲击对依赖长期回收期和市场确定性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并无助益。尽管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可能改善氢能的相对经济性，但它们并不会自动催生长期承购协议，或促成愿意在10至20年内锁定价格的高信用买家。
若缺少这些要素，项目将持续暴露于难以获得融资的市场风险之中。
借鉴以往能源转型的经验
液化天然气（LNG）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如今，液化天然气已成为全球性的大宗商品贸易品，但其发展历经数十年才达到这一阶段。早期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长期合同，采用固定价格或与石油挂钩的定价方式。这为获得融资所需的收入确定性提供了保障。只有在建成充足的基础设施、流动性和信任之后，更为灵活的交易才得以出现。
目前，清洁氢仍处于远为早期的阶段。因此，若假设其将迅速发展为完全流动的全球市场，便可能重蹈能源转型中的常见错误：高估市场演变的速度，同时低估合同结构的重要性。
近期的氢能宣布体现了各国政府和企业强有力的支持性政策意向与雄心。尤其是，各国政府正在推出补贴、税收抵免以及诸如差价合约（CfD）等支持机制和专项氢能资助计划。尽管这些工具至关重要，但它们未必能解决核心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降低了成本，却并未从根本上稳定收入。对贷款方而言，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氢能项目往往更为复杂，涉及多个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例如可再生能源发电、电解、储存、运输以及终端应用。如果这些环节未能协调推进，项目将面临重大的执行风险，例如在需求尚未落实之前就生产氢气，或建成了无法充分利用的产能。
收入不确定性与执行风险的这种叠加，正是解释了为何许多项目在达到最终投资决定（FID）阶段之前便陷入停滞。
推动清洁氢解决方案规模化
若要使清洁氢同时成为气候和能源安全的解决方案并实现规模化，项目设计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出转变：
必须更加重视与信用良好的交易对手签订长期承购协议。这些合同为融资结构所依赖的收入可见性提供了保障。
政策框架不应仅着眼于降低成本，还应支持收入稳定性。能够保证最低价格或提供下行保护的政策工具尤其具有价值。
项目在结构设计时，应清楚地理解风险在股权投资者与债务提供方之间的分配方式。并非所有风险都能转移给贷款方，而试图这样做的努力往往会阻碍项目实现金融交割。
对市场发展的预期需要务实。氢能或许会随着时间推移成为全球性的大宗商品贸易品，但在短期内，它更可能通过区域集群和有针对性的应用场景发展起来。
应对氢能融资挑战
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力地提醒我们，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正日益趋于一致。清洁氢及其衍生物在二者中均有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但是，若不解决融资挑战，这一潜力将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论层面。
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加速能源转型不仅在于部署新技术，还在于设计能够规模化吸引资本的项目。在此之前，无论变革的需求多么紧迫，已宣布的雄心与现实投资之间的差距仍将持续存在。
本博客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一定代表牛津能源研究所、ING Bank N.V. 或其任何成员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