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 百万分之400（ppm）。上一次大气中存在如此多二氧化碳的时候是三百万年前，当时海平面比今天高出24米。如今海平面正再次上升。去年9月， 北极海冰覆盖面积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值。在 自1880年以来最暖的十个年份中（即全球记录开始留存之时），除一年外，其余均出现在二十一世纪。
一些气候科学家认为，大气中400 ppm的二氧化碳浓度已足以使我们越过临界点，即我们面临可能导致数十亿人沦为难民的气候灾难的风险。他们表示，我们需要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回350 ppm。这一数字是 350.org所采用名称的依据。该组织是一场草根运动，在188个国家拥有志愿者，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其他气候科学家则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允许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至450 ppm（该水平与气温上升两摄氏度相关），我们就有66.6%的几率避免灾难。这仍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灾难几率，比玩俄罗斯轮盘赌的风险还要糟糕。预计我们将在2038年前超过450 ppm。
有一点是明确的：若我们不想对地球气候肆意妄为，就不能燃烧我们已探明的全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其中约80%（尤其是燃烧时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煤炭）必须留在地下。
今年6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对学生们说，他拒绝让他们及其子女和孙辈陷入 “一个无法挽回的星球。” 他表示，气候变化不能等待国会克服其“党派僵局”，于是他宣布动用行政权力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首先针对新建化石燃料发电厂，然后针对现有电厂。
奥巴马还呼吁停止为海外新建燃煤电厂提供公共融资，除非这些电厂采用碳捕获技术（该技术目前尚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否则，他说，“对于最贫穷的国家而言，别无其他可行的发电方式。”
据丹尼尔·施拉格（Daniel Schrag）所言，他是哈佛大学环境中心主任，也是曾协助奥巴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总统科学顾问小组的成员。他说：“从政治上讲，白宫不愿承认在打一场煤炭战争。另一方面，打一场煤炭战争恰恰是所需要的。”
施拉格说得对。他的大学和我的大学以及许多其他大学一样，制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然而，其中大多数学校，包括施拉格的大学和我的大学，仍在将其数十亿美元级别的捐赠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开采和销售煤炭的公司。
但是，要求教育机构停止投资化石燃料的压力开始形成。许多校园已成立学生团体，少数学院和大学已承诺停止投资化石燃料。美国包括旧金山和西雅图在内的几个城市也已同意这样做。
如今，金融机构也正因其与化石燃料的关联而受到抨击。6月，我是一群杰出澳大利亚人的一员，我们签署了一封 公开信 ，致信该国最大银行的负责人，要求它们停止为新的化石燃料开采项目提供贷款，并出售其在从事此类活动的公司中的股份。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 赞扬了一个学生团体 ，该团体正推动该校出售其在化石燃料公司中的投资，并将其活动与20世纪80年代促使南非终结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策的撤资运动相提并论。
这一比较有多恰当？这些界线可能不如种族隔离时期那样分明，但我们持续的高水平温室气体排放，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保护了一小部分人类的利益，主要是今天仍在世的富裕人群。（与世界大多数人口相比，即便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煤矿工人，若行业关闭将失去工作，也属于富裕群体。）我们的行为无视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也无视未来几个世纪将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
全球范围内，贫困人口的碳足迹非常小，但他们将承受气候变化的最大冲击。许多人生活在炎热地区，而这些地区正变得更加炎热；其中数以亿计的人是依靠降雨种植作物的自给农民。降雨模式将发生变化，亚洲季风也将变得更加不可靠。未来几个世纪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将面对一个更炎热的世界，海平面更高，可耕地更少，飓风、干旱和洪涝更为极端。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新的煤炭项目是不道德的，而投资这些项目则是在共谋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所有化石燃料，但改变我们行为的最佳起点是减少煤炭消费。用天然气替代煤炭确实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即便天然气本身从长期看并不可持续。眼下，停止对煤炭行业的投资是正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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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普林斯顿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墨尔本大学特聘教授。
图片：一座燃煤发电厂冒出滚滚浓烟。REUTERS/Peter Andr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