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策旨在通过碳税或可交易排放许可制度(如欧盟设立的排放交易体系)将碳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但我们如何确定碳的社会成本?我们是否已将所有应当考虑的因素都纳入其中?
大多数综合评估模型(Nordhaus 2008、 Stern 2007)计算的是燃烧化石燃料每多排放一吨碳对经济生产造成的边际损害估算值的净现值。然而,全球变暖对经济和碳循环还有许多非边际效应。气候灾难可能发生,导致突发洪涝、飓风、荒漠化、水资源短缺等。许多此类变化可能是不可逆的。
其他灾难,例如墨西哥湾流的逆转或永久冻土中温室气体的突然释放,会导致碳循环系统动力学发生突然且持久的变化。此类变化被称为政权转换,而它们发生时则被称为临界点。科学家预测,在某个时点将发生结构性变化,其影响极难甚至不可能逆转。这意味着通常的分析模型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生态学家已在许多生态系统中观察到临界点。例如,湖泊在磷的释放量仅稍有增加时,便会从生态服务水平较高的状态转变为生态服务水平较低的状态;即使磷的释放量随后减少,湖泊仍会保持在该状态。
另一个例子是珊瑚礁白化。当海水温度略高于正常最高温度时,珊瑚礁会从以珊瑚为主的状态转变为以藻类为主的状态,从而破坏鱼类种群。
气候灾难的风险
科学家预测,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累积,气候将呈现类似的模式,并识别出九类灾难(例如 Lenton and Ciscar 2013)。这些灾难对经济和碳循环的影响各不相同——规模有大有小,范围有全球或局部之分,发生时间有即时或随时间缓慢演变之别。科学家对灾难何时发生有一定判断,但在灾难真正发生之前,这些灾难的确切时间仍不确定。
然而,显然这些危害发生的概率并非外生给定,而通常会随大气中温室气体存量和温度的上升而增加。一个主要担忧是,全球变暖会导致气候灾难风险增加,因此政策应当设计为遏制此类非边际风险。例如,如果全球变暖增加了经济生产力遭受突发且不可逆的灾难性冲击的风险,那么边际成本效益分析将不足以应对。
气候灾难威胁下的最优储蓄与碳定价
为应对灾难危害,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三种重要效应。
第一,危害率起到额外贴现率的作用,因此会促使消费增加、储蓄减少。
第二,由于经济生产乃至消费会在灾难发生后遭受灾难性下降,因此积累更多资本以便更好地为灾难做好准备并在时间上平滑消费,是合理的做法。
我们在一个针对全球经济的简单拉姆齐增长框架中(其中化石燃料投入会引发二氧化碳排放)表明,这前两种效应的净结果是预防性储蓄,以及在冲击发生前消费水平的降低(van der Ploeg and de Zeeuw 2014)。
通常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稳态水平取决于将资本的净边际产出设定为折旧率与贴现率之和,这即所谓的修正黄金律资本积累。然而,在面对气候灾难的前景时,经济需要将预防性资本积累回报内部化(从而改变黄金律),使得资本与经济活动的目标稳态水平高于未预期气候灾难危害时的水平。预防通常被表述为一种务实的常识原则,但以这种方式,它获得了一种理性的理论基础,而这一基础实际上相当直观。
第三种效应是,需要对碳进行定价以遏制排放,并最终遏制大气碳存量和温度,从而降低灾难危害并推迟灾难预期发生的时间。
我们将其称为碳的社会成本中的“风险规避”部分。然而,预防会导致消费减少、资本增加,进而导致化石燃料使用增加。另一方面,遏制排放会降低冲击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预防的必要性。面对潜在灾难,两种行动都是必要的,并且必须以最优方式加以平衡。碳的社会成本的这一部分,是在冲击前后边际损害净现值之外额外增加的。此外,大气碳存量的增加会加大冲击后的边际损害,并使灾后状态变得更不可取。因此,冲击前的碳社会成本还具有第三个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提高风险”项。
临界点对碳社会成本的影响
大多数综合评估模型只关注碳社会成本中传统的庇古部分,即全球变暖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的净现值。但在经济可能遭受结构性灾难的情况下,碳的社会成本还包含两个额外组成部分:风险规避组成部分和提高风险组成部分。
我们讨论的是大事还是小事?基于《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对世界经济进行的一项简单校准,我们计算得出这些组成部分的相对规模相当于总生产力的20%。
如果忽略潜在临界点,我们的校准得出碳的社会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15美元,这与知名综合评估模型中的结果大致相同。如果不忽略潜在临界点,碳的社会成本将增至每吨二氧化碳55美元或71美元,具体取决于我们将大气碳存量的函数设定为恒定还是递增的边际危害率。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大事。预防性回报率分别为每年0.6%和每年0.5%。当通过更高的碳税减少排放时,预防的必要性确实会下降。
将碳的社会成本拆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可提供更多启示。例如,每吨二氧化碳71美元可拆分为:边际损害6美元,风险规避组成部分52美元,提高风险组成部分14美元。风险规避组成部分远为最大,显然,在讨论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政策时,忽略潜在临界点会将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我们还研究了对资本存量的潜在灾难性冲击。其影响并不那么强烈,这在直觉上是明确的,因为经济能够从此类冲击中恢复。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具有持久影响,而这正是临界点的核心所在。
结语
临界点或政权转换通常被描述为大规模、突发且持续的变化。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确实存在,而当经济嵌入此类系统(如气候系统)时,经济分析便不能局限于纯粹的边际分析。综合评估模型现已开始纳入临界点(Cai et al. 2012、 Lemoine and Traeger 2013),但这距离成为普遍做法仍相去甚远。
最后,以即将发生的灾难和临界点为基础的气候政策叙述,相比以往基于中等温度下全球变暖边际变化成本较低的叙述,可能更能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共鸣。而且,如果地球经历一两个灾难性临界点,这可能会促使政策制定者就全球变暖采取严肃且持续的行动。
与 Vox合作发布。
作者:Aart de Zeeuw,蒂尔堡大学CentER和TSC教授;Beijer研究所研究员;Rick van der Ploeg,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兼OxCarre研究主任。
图片:蒸汽及其他排放物从悉尼以南约89公里(55英里)的卧龙岗一座发电站排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