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5年来，中国在实现其绿色转型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2024年，中国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40%以上，并在能源转型方面投资了8180亿美元，是其他任何经济体的两倍多。
尽管地缘政治、区域冲突、贸易壁垒和动荡的全球经济近期削弱了全球推进绿色转型的决心，但专家认为，中国的转型将持续推进。
“中国是全球绿色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伊丽莎白·瑟邦教授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期间向我表示，新领军者年会（2025年6月于天津举办）。
瑟邦担任绿色能源国家治理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汇聚了澳大利亚主要大学的力量，旨在探索能源转型治理中“更具雄心、更有战略性的路径”。
2013年，将中国视为全球绿色工业革命的摇篮，这一想法看似还是天方夜谭。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年我站在北京中央商务区一座写字楼的楼顶，因浓重的雾霾，连街对面都看不清。
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绿色转型成就斐然。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40%以上，占亚洲总量的近77%。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NEF）测算，中国大陆在2024年投资了8180亿美元用于能源转型，是其他任何经济体的两倍多。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在绿色领域的投入都堪称巨大。
我曾问瑟邦，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是否可持续。她认为可以，并指出这些投资能够培育产业、带来收入并创造就业。
同样在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期间，中国气候变化特使刘振民告诉我，中国推进绿色转型的承诺是“非常坚定、非常明确”，不因全球形势变化而动摇。
但即便决心再坚定，也无法使这段艰巨的历程变得简单一些。
中国的绿色转型目标
许多发达经济体从排放峰值到碳中和有40至70年的过渡期，而中国力争在30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即在2030年前达峰，并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中国需要在实现净零排放的同时，保障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并推动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能源需求转型。中国必须继续推进城镇化，在2035年前实现现代化目标，逐步减少对煤炭等资源的依赖，并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如果这个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够驾驭这些复杂局面并实现碳减排目标，其整个能源体系都将得到转变。刘振民特使在论坛会议上提醒与会者，中国希望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在其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达到80%以上。
多重力量正推动中国迈向碳中和。
中国绿色转型的更广泛益处
瑟邦认为，中国政府将绿色能源转型视为“强大的国家安全倍增器”。这一进程不仅在于减少碳排放，更在于增强中国的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和地缘战略安全。这些都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强大动力。
在她与他人合著的新书《发展型环境主义》发展型环境主义中，瑟邦将东北亚的绿色转型描述为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即通过拆除传统流程，为更具创新性的方法腾出空间。
中国正在迅速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即“创造”的一面——同时逐步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即“破坏”的一面。这与许多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在尚未投资可再生能源体系的情况下，就对逐步减少化石燃料展开争论。
中国对这一做法有一个官方术语：先立后破（xian li hou po，先立后破），意为“先建设，后破除”。
在年会期间与我交谈时，瑟邦强调了时序安排的挑战，指出如何在减排与能源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一项精妙的工作。但中国已学会驾驭这一动态，途径包括快速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加快水电和核电建设，以及提升能源行业效率。
全球绿色转型进展
尽管中国的绿色转型进展稳健，但评估全球绿色转型的进展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今年是《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签署十周年。正如他在会议期间告诉我的，中国气候特使认为，国际社会可以为一件事感到自豪：这是首次有如此多的国家承诺实现全球碳中和。《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签署十周年。正如他在会议期间告诉我的，中国气候特使认为，国际社会可以为一件事感到自豪：这是首次有如此多的国家承诺实现全球碳中和。
但2015年是否已是国际合作的顶峰？如今，地缘政治、区域冲突、贸易壁垒和动荡的全球经济等乌云密布，正在削弱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眼前的挑战似乎比遥远的目标更为紧迫。
发达经济体提供的气候资金在吸引私人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项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刘振民表示，即将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可能是过去30年中最艰难的一届。他警告说，如果世界未能利用未来三到五年加快绿色转型，全球成本将大幅上升。
中国使全球绿色转型更具成本效益。然而，价格可承受的中国清洁技术有时被视为一个“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制造等绿色转型产业的快速增长，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获得价格可承受的绿色技术的途径。但是，与美国或欧盟等地制造的同类产品相比，这些产品价格较低，引发了调查、更高关税以及针对所谓贸易失衡而实施的市场准入限制。
竞争压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然而，从气候角度看，瑟邦认为：“在全球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之前，廉价可再生能源并不存在产能过剩。”在论坛会议期间与我交谈时，她指出，能源转型的需求如此巨大，各国必然会找到机会——无论是自身，还是与中国合作——来支持其自身的绿色转型。
中国绿色转型的未来
地缘政治会阻碍中国的绿色转型，还是会加速其发展？一方面，技术和贸易限制构成了障碍；另一方面，它们可能促使北京加快绿色转型步伐。
瑟邦认为，有证据表明这些因素正在发挥激励作用。“自贸易战爆发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在绿色转型上加倍努力，”她说。
当我问她，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结构复杂的国家，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后，能否成为负碳国家——即从空气中移除的二氧化碳多于排放量——她表示只能做出推测。但她补充道：“我能说的是，中国过去一旦承诺某个目标，往往都能实现。因此，尽管这将是极具雄心的目标，但我并不会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