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参加了由 彭博新能源财经 主办的年度活动 未来能源峰会时，我再次——这是连续第二年——深切感受到清洁能源各领域成本快速下降的步伐，以及创新的迅猛发展。有消息称， 迪拜近期的一次太阳能光伏招标 报价低于每千瓦时6美分（US6c/kWh）；与此同时，电力储能和电动汽车领域出现重大投资，电网和用户层面的需求侧管理也日益受到关注。传递出的信息十分明确：清洁能源很可能已到达一个关键转折点，投资将因此不断增加。一些评论人士还指出，时机恰到好处：由于全球油价下跌，上游石油生产的资本投资大幅削减，金融资本可能有大量资金正在寻找投资去处。
但或许更值得关注的一条信息，来自美国进步派监管机构。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皮克 指出， 去年有几天，可再生能源已供应该州40%的电力，因此到2030年实现5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算不上真正的挑战”。更引人关注的是，他似乎对未来某个时候实现100%可再生能源抱有十足信心，其依据是战略性部署发电设施、向邻州输电以及嵌入式储能。请注意，这里说的并不包括大型水电；大型水电供应了加州 6%至12%的电力 ，而且这一比例不太可能上升。
如果一个人均能源使用量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的国家中的某个州，认为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是可行的，那么这对正在扩大供应、以提升能源可及性并支持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在南非，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已低于新建燃煤电厂（尚未计入任何额外的平衡成本，但也未计入煤炭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因此，化石燃料对于扩大贫困人口能源可及性不可或缺这一旧论点，正日益受到质疑。阿尔·戈尔在峰会主题演讲中有力地阐述了这一点——上周他又在《卫报》发表的 一篇文章 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许多人会认为，让各国完全依靠以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来满足全部电力需求，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对印度这类人口众多、尚未获得电力服务的群体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然而，随着人们如今看到成本持续下降，并越来越认同全球碳预算这一概念（由此也需要将已发现碳储量中至少 三分之二留在地下），局势或许正在转变。在我看来，主要有三项挑战：i）大力落实能源效率和节约措施，使满足理想生活水平所需的能源大幅减少——仅仅适度提高能源强度水平并不足够；ii）投资并部署所需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以支持和管理 波动性电力来源；以及iii）扩大清洁能源行业的规模，以替代化石燃料来源，这很可能需要比迄今为止更惊人的增长速度。
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在这一切中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颠覆性创新如此迅速地涌现，成熟行业可能难以适应，往往因此出现保护主义和变革阻力。然而，各国也有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基于集中式电网、由受监管垄断企业运营的20世纪电力供应模式，转向更加模块化、分布式且有韧性的模式。移动电话领域已经实现了这一转变，不到二十年便从无到普及。但未来难以预测，前方可能还会出现未知的解决方案；面对资不抵债的公用事业公司、供应短缺以及未能反映成本的电价等当下挑战，监管机构可能已疲于应对，那么它们该如何审慎地推动跨越式发展？鉴于世界银行集团深度参与公用事业改革和电力行业规划，我和其他同事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答案，但在我看来，有一点很明确：如果100%可再生能源电力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那么我们就必须支持希望实现跨越式发展、拥抱颠覆性变革的国家，让技术创新和成本下降带来的益处惠及最需要这些益处的国家。
本文由 世界银行“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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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利弗·奈特是世界银行能源部门管理援助计划（ESMAP）的高级能源专家。
图片说明：一名工人在太阳能发电场检查太阳能电池板。路透社/卡洛斯·巴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