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正面临经济发展与脱碳的双重压力。
该地区每年至少需要1.1万亿美元，以实现气候减缓和适应目标。
塑造亚洲的可再生能源转型，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转变思维模式。
亚洲在能源发展之路上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同时面临经济发展与脱碳的双重压力。在一个严重依赖煤炭发电的地区，我们如何在应对当前能源需求与确保长期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必须加快工业革命与投资革命的融合——拖延已不再是选项。
需要在三个方面实现思维转变：
1. 采用清洁能源并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以推动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电力一体化项目于2022年启动，是东南亚能源格局中的开创性举措。在第一阶段，新加坡已通过泰国和马来西亚从老挝进口多达100兆瓦的水电。这一为期两年的项目是该地区首个多边电力交易框架，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跨境合作树立了先例。
这也是区域能源合作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老挝利用其丰富的水电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新加坡实现电力行业脱碳并使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以增强安全性，而泰国和马来西亚则通过促进电网互联获取收益。
这一新颖项目克服了距离的挑战，重新定义了区域合作的边界，释放了尚未开发的潜力。如果谈判能够成功将这一四国电力项目延伸拓展，电力贸易规模可能翻一番，额外供电将来自马来西亚。
中国的太阳能发展成就表明，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转型能够在不阻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支持可持续发展。该国已达成其2030年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1,200吉瓦的目标，比计划提前六年。这一快速部署对满足激增的国内能源需求发挥了关键作用，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的领先地位，同时创造了国内就业机会，并支持全球绿色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特高压（UHV）输电网络实现了将可再生能源从偏远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丰富地区高效输送至人口稠密的工业中心，使可再生能源能够大规模利用，同时不扰乱经济活动。近期，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投入运营，将中国北方的清洁能源资源与京津冀等经济活跃地区连接起来。
2. 将投资重点从规避风险转向把握机遇
亚洲需要弥补75%的资金缺口，以支持气候减缓。每年至少需要1.1万亿美元的资金，才能满足整个亚洲的气候减缓和适应需求，但该地区的投资仍然不足。事实上，过去五年间，该地区吸引的第二低水平的投资用于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据麦肯锡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一份报告，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该地区必须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高七至十二倍（以2018至2021年水平为基准）。
能源转型投资在商业和经济上都具有合理性。存在有待把握的机遇，但企业必须大胆行动，才能使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跨越；这意味着要率先推动可融资、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清洁能源项目。
首先，企业可以积极推进自身运营的脱碳，同时参与能够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进展的关键项目和倡议。例如，RGE旗下农业业务通过变废为宝战略，将棕榈油厂废水（POME）转化为可再生能源以满足自身能源需求；并将向其在西班牙的合资工厂供应第二代原料，用于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
近期，RGE与合资伙伴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共同获得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的有条件批准，可从印度尼西亚向新加坡进口1吉瓦太阳能。该项目包含一个国内部分，为廖内省的工业综合体供电，实现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共同脱碳的双赢。
另一个例子是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企业可再生能源采购方，正在帮助加速全球绿色转型，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2023年，这家科技巨头宣布在16个不同市场达成74项独立购电协议，总容量达8.8吉瓦。
最终，企业必须认识到，其长期成功取决于获得社会运营许可；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实现自身运营的绿色化。通过以具有影响力且可扩展的举措积极助力更广泛的绿色转型，企业不仅能够蓬勃发展，还能在为所有人实现可持续未来方面推动有意义的进展。
3. 从多重角度而非单一角度降低风险
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以吸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本。尽管该地区并不缺乏资本，但挑战在于建立投资者信心，并营造使这些项目成为具有吸引力投资机会的条件。
能源转型是一项共同使命，其进展取决于为私营部门创造有利环境，使其能够开发可融资、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项目。这反过来将释放融资并推动规模化增长。
目前，投资者因基础设施缺口和监管不确定性等风险而在投入资本时犹豫不决。私营部门在管理自身可控的风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获取土地和技术专长以弥补任何基础设施缺口，确保项目开发的确定性。与此同时，政府必须通过清晰、一致且持久的政策提供监管确定性，使政策能够经受住政治变化和任何宏观环境变化的考验。政府还可以通过实施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和补贴来刺激需求，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应用。
归根结底，这需要所有生态系统参与者（私营部门和政府均需如此）共同承诺并加强合作，以降低风险并释放资本流向亚洲迫切需要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只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将雄心转化为行动，加速能源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