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探索性研究，没有创新，应用研究就只能走到一定程度，”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所教授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说。“有些事情极其重要，而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存在；但通过基础科学发现它们，会改变整个世界。”
夏普的经历正是如此。1974年，他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加入癌症研究中心（现为科赫综合癌症研究所），在那里开展基因表达分子生物学的探索性研究。三年后，他发现了RNA剪接，改变了科学家对基因结构的认识；1993年，他获得诺贝尔奖。
他的发现为百健公司（Biogen，现为Biogen Idec）奠定了部分基础；他曾协助该公司于1981年创立。这家公司是合成癌症和多发性硬化症治疗药物的世界领先企业，也是推动生物技术革命启动的催化剂。
“生物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发现及其在美国向科学实践的转化，大约需要10年，”夏普说。“在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是推进治疗和控制疾病的守门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科学学院院长迈克尔·西普瑟（Michael Sipser）说，探索性研究能够带来应用、新公司、就业机会、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竞争力。“基础科学越多，发现就越多，想法就越多，人们用来构思新产品、新公司和新方案的原始素材也就越多。”
他说，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是创新的推动力量，正是因为许多麻省理工学院的发现都进入了市场。这部分得益于麻省理工学院技术与许可办公室让许可和申请专利变得更加容易；部分得益于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和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科学家与具有创业意识的人合作”）；也部分得益于麻省理工学院跨学科研究的文化，它模糊了工程学院与科学学院之间的界限。他补充说，因此，麻省理工学院的领导者已将肯德尔广场打造为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
“如果没有基础科学，我们至今还会身处石器时代，”西普瑟说。“我们一直需要科学，今后也永远需要。科学帮助我们找到新想法，而解决问题需要新想法。”
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E. A. 格里斯沃尔德地球物理学教授玛丽亚·祖伯（Maria Zuber）补充说，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基础研究，以解开时代的重大谜团——大脑如何运作、在其他行星上寻找生命、暗物质的本质，以及更多问题。然而，她说，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正在减少；她还指出，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校园收入的55%来自联邦研究经费。到2013年，这一比例降至22%。
“联邦政府历来投资基础科学，而现在他们正在削减投入。我们还能拥有解决未来问题所需的一系列基础科学进展吗？削减基础科学投入会影响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你可能不会在一年后看到答案，但10年后就会看到。”
西普瑟说，解决问题并非资助探索性研究的唯一理由。没有这类研究，我们就有可能失去全球技术优势；我们会失去才华横溢的人才，因为他们会转向支持更好的机构；教师开展高风险研究也会更难，因为他们会转而倾向于选择结果更确定的研究。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突破性研究，”他说。“国家的全球领导地位取决于此。”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与 麻省理工学院新闻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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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兹·卡拉吉亚尼斯（Liz Karagianis）是麻省理工学院新闻SPECTRVM的执行编辑。
图片：一名研究人员透过窗户准备DNA。路透社/罗伯特·普拉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