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否、或是否应该衡量幸福感，这一观点颇具争议。当政界人士首次宣布，英国政府下属的国家统计局（ONS）计划衡量国民幸福感时，各方批评纷至沓来。因此，在国家统计局发布其 2014/15个人幸福感指标 ——暗示更多人对生活抱有积极态度，较以往有所增加——如今似乎正是审视政府为何以及如何关注民众幸福感的好时机。
不过，首先我需要声明一项利益关系：我曾担任 技术咨询小组 的成员参与该项目，并且目前正在牵头 一项100万英镑的资助 ，用于审查政策与实践如何改善社区幸福感的相关证据。因此，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而明智的理念。不过接下来，请允许我解释原因。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成功，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方法是加总其 国内生产总值 （GDP）；换言之，即计算一国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总价值。国内生产总值很可能仍将是经济学家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它无法涵盖对民众而言所有重要的事物。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某些因素无法以货币价值衡量。例如，我们的健康、家庭与人际关系、工作的质量与性质、环境以及教育，都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 ，共同影响着我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若要衡量真正对民众重要的事物，那么我们也需要衡量这些因素。
此外，财富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简而言之，贫困使人痛苦，但财富未必能使人快乐。当个人或国家贫穷时（例如索马里，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仅为 600美元），物质财富的差异对其幸福感有着重大影响。
当个人或国家相对富裕时（例如卢森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 96000美元），收入差异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要小得多，而其他因素则开始产生 更大的影响。由于英国属于后一类，政府有必要开始更密切地监测这些其他因素。
全球趋势
有人可能会将国家统计局衡量幸福感的努力描述为“卡梅伦的幸福项目”。但是，关注幸福感——或许也可以说生活质量——这一观点的历史更为悠久，并且获得了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2009年，法国的 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由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领导，认为促进幸福感应当成为政府的明确目标。该委员会主张应收集数据，以确保能够衡量以下方面的进展：“社会幸福感，以及经济、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性的衡量指标”，还包括经济绩效。
这一抱负清晰地体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使命宣言 中：“促进能够改善全球各地民众经济与社会福祉的政策”。因此，经合组织全面接纳衡量幸福感的理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方式与原因
衡量幸福感或福祉等非物质财富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中一个难题是衡量个人幸福感，即个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国家统计局最新结果正是通过询问逾16万人四个简单问题，旨在向我们提供相关信息：
• 您现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如何？
• 昨天您感到有多快乐？
• 昨天您感到有多焦虑？
• 您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有价值？
您可以在下方比较多年来的不同结果——总体而言，我们的幸福感似乎正在提升。
大量政治决策直接影响着决定我们幸福感的各种因素。这在某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为明显。例如，显然，影响医疗服务的政策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但或许不那么明显的是，经济决策同样对我们的幸福感有着巨大影响：近期的经济衰退 被认为 对心理健康产生了直接影响。
除此之外，离婚法、同性婚姻法律、婚前协议以及育儿安排都会影响人际关系，且均属于政策制定者的职责范围。教育政策、税率、福利规则以及政府的投资决策，都决定着我们的就业质量，进而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此外，还应加入这份长长清单中的犯罪与司法事务、工作时长、交通政策以及城市规划——所有这些都涉及国家层面的决策，并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因此，关注幸福感并非 左翼的无足轻重之事 ，也非 右翼的阴谋，而是 对幸福感的关注 ，是文明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政府并未明确致力于提升“幸福感”，它至少也应确保自身不损害民众的幸福感。作为公民，我们需要能够对此做出判断，并要求相关负责人承担责任。为此，我们需要获取相关信息，以便依据幸福感的变化情况，以及经济是在增长还是萎缩，来评判我们的政治人物。
尽管衡量幸福感既困难又复杂，而且这种思路给政府带来的挑战与其解决的问题一样多，但决定衡量幸福感、并承诺考虑何种举措可以改善国民幸福感，有可能产生切实的影响。正如 新经济基金会所言，这是一种“仿佛人与地球都重要的经济学”。
本文与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布。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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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ter Kinderman教授是Mersey Care NHS Trust的荣誉临床心理学顾问。
图片：工作人员在北京排成一列摆拍。REUTERS/Jason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