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就在五百年前的那个星期，一位鲜为人知的神父兼神学大学讲师做了一件在当时并不稀奇的事：他把一份请愿书钉在门上，要求就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展开学术辩论。这些赎罪券承诺，购买者或其亲属死后在炼狱中受罚的时间可以缩短。
如今，马丁·路德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九十五条论纲》（他同时将一份副本寄给了自己的上司、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枢机主教），普遍被视为新教改革的导火索。一年之内，路德便成为欧洲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不仅挑战了教会的做法和教皇的权威，最终还触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并开始重塑权力与身份认同体系，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路德的行动为何如此重大？毕竟，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定期呼吁改革教会。历史学家迪亚梅德·麦卡洛克在《基督教史：前三千年》中写道，在路德之前的两个世纪里，哲学、神学和政治等议题上几乎一直有人挑战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位萨克森小有名气的神学家的忧虑，如何引发广泛的宗教和政治动荡？
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之一，是新兴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在路德形成其论点的几十年前，一位名叫约翰内斯·古腾堡的德国铁匠发明了一套新的活字印刷系统，使文字得以比费时且不耐用的木版印刷更快、成本更低地复制。
印刷机是一项具有革命性、且呈指数级发展的思想传播技术。1455年，《古腾堡圣经》的印刷速度约为每天200页，远高于训练有素的抄写员每天能够抄写的30页。到了路德的时代，每日印刷量已增至每台印刷机约1,500张单面印刷纸。印刷效率的提高与成本的大幅下降相结合，使1450年至1500年间人们接触文字的机会显著增加，尽管当时只有估计6%的人口识字。
路德很快就认识到印刷机有助于传播自己的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新的出版形式：内容简短、清晰，以德语——普通民众的语言——写成。或许路德最持久的个人贡献，是将《圣经》从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译成德语。他决心要“像人们在集市上那样说话”，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维滕贝格印制了逾10万册《路德圣经》，而拉丁文《古腾堡圣经》仅印制了180册。
这种利用印刷技术以本地语言制作简短有力的小册子的新方式，改变了出版业本身。在路德发表《论纲》之前的十年里，维滕贝格的印刷商平均每年只出版8本书，全部为拉丁文，面向当地大学读者。但据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佩特格里考证，从1517年到路德1546年去世，当地出版商“出版了至少2,721种作品”，平均“每年91本书”，总计约300万册。
佩特格里计算，那个时期出版的所有书籍中，有三分之一由路德本人撰写；他去世后，出版速度仍持续加快。路德实际上每两周就发表一篇作品，持续了25年。
印刷机大大扩大了公众接触宗教争论的机会，而路德助长了这场争论，并激起了反抗教会的运动。经济史学家贾里德·鲁宾的研究表明，1500年前一座城市只要有一台印刷机，就会大大提高该城到1530年成为新教城市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你住得离印刷机越近，就越有可能改变对自己与教会——当时最有权势的机构——以及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看法。
这场技术颠覆至少带来两点当代启示。首先，在现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将其定义为融合多种技术，使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交汇——人们很容易去判断哪些技术可能成为下一台印刷机。那些可能因此受损的人甚至会采取行动，维护现状，正如特伦托会议于1546年所做的那样：未经教会批准，禁止印刷和销售除官方拉丁文《武加大译本》以外的任何版本《圣经》。
然而，路德呼吁学术辩论并借助技术传播观点，或许留下了最深远的教训：这场辩论最终失败了。新教改革没有带来围绕教会权威演变的一系列公开讨论，反而演变成一场借助大众传播展开的激烈斗争，不仅分裂了一个宗教机构，也撕裂了整个地区。更糟的是，它成为为数百年暴行辩护的手段，并引发了欧洲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宗教冲突——三十年战争。
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新技术能够支持建设性辩论。世界上仍充斥着威胁我们身份认同和珍视机构的异端思想；难点在于，不要把它们视为必须以暴力压制的观念，而要把它们看作了解现有机构在何处、以何种方式排斥人们或未能兑现承诺利益的契机。
呼吁开展更具建设性的交流，听起来可能轻率、天真，甚至在道德上岌岌可危。但另一种结果不仅是分歧加深、社群疏离，还可能是大范围的非人化，而当前技术似乎正在助长这一趋势。
当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为我们提供契机，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弘扬人性的美好一面。然而，要把握这一契机，各社会需要比路德时代更细致地理解身份认同、权力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