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时任马萨诸塞州初级美国参议员的约翰·F·肯尼迪主张，不应阻碍各行业从新英格兰向美国南部的持续迁移。他呼吁政府转而提供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以协助新英格兰的企业，对产业工人进行再培训，并资助地方产业发展机构。
肯尼迪认识到，政府在振兴南方和推动新英格兰新产业发展方面都肩负着重要角色。如今，产业政策重返议程，此前它在政策辩论中边缘化已达数十年之久。除了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倡议、英国近期发布的《产业战略》，以及一份新的法德政策宣言之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也已通过发展非石油产业的战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推进类似的经济多元化努力。
这些政策的出现，是对国际竞争压力、生产率增长普遍放缓、制造业岗位流失和不平等加剧的回应。但产业政策始终在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引发激烈争论。批评者认为，此类战略在许多国家并未奏效，反而导致了裙带关系和腐败。他们主张，更好的做法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改善营商环境，并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在有利条件下，企业和企业家将大量涌现并成长壮大。拉丁美洲等地产业政策的现实失败，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与之相反，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某种形式国家干预的世界中。否则，新兴产业，尤其是先进技术产业，即便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中也根本不会出现。自然，这一阵营关注过去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东亚经济体的经验。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工作论文中，我们借鉴这些过往成功经验，归纳出构成我们所称“真正”产业政策的三项原则。在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奇迹”经济体，以及日本、德国和美国，政府都较早介入，支持国内企业进入新兴的、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成功的政策特别强调出口导向，并要求企业对所获支持承担相应责任。鉴于对尖端产业的高度关注，这种“真正”的产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与创新政策（TIP）。
技术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质上是效仿韩国（及其之前的日本）为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采用的战略。同样，英国和法德新的产业战略也聚焦于未来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
把握颠覆性创新的潜力，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都是可行的选择。无论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哪个位置，生产尖端技术不仅为国内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机会，也为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和产业带来机遇。此外，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技术进步，可能惠及所有人，从而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创新和生活水平提升。
正如飞翔需要双翼，要实施有效的技术与创新政策，国家和市场都是必需的。事实上，“国家与市场之争”恰恰是思考这一问题的错误方式。正如我们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打破石油魔咒》中所论证的，国家必须在引导资源流向市场可能无法自行支持的活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遵循基于市场信号的决策程序，以保障自主、有竞争力的私营部门拥有发展空间。正如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所主张的：“当公共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并充满雄心，而不仅仅是提供便利或畏首畏尾时，它就能推动前沿的拓展。”
正如马祖卡托在《企业家型国家》中所阐释的，当美国正应对新英格兰旧产业消失的局面时，它也通过公共研发投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并促进新产业的诞生。事实上，1979年，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占飞机、广播和电视设备总采购额的一半以上。
更广泛而言，国家支持新技术走向成熟和商业化，存在诸多理论与实证依据，包括通过公共研发、提供风险资本，以及投资基础设施和技能培训等方式。此类投入不仅惠及现有的创新中心，也有助于培育新的创新中心。国家主导发展的影响，最好通过肯尼迪在1961年提出的登月计划来说明：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十年之末成为了现实。
美国推动技术与创新的努力，带来了科学和颠覆性技术的开创性进展，并催生了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产业。亚洲多个经济体追随其步伐，通过实施“真正”的产业政策，也实现了各自的经济奇迹。如今，所有国家都有机会找到适合实施技术与创新政策的细分领域。如果它们取得成功，知识溢出效应将惠及我们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