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智慧”社会？科幻作家、电影人和科技未来主义者的奇思妙想中，常有诸如飞行汽车和瞬间移动等设想，但现实中，智慧技术正以零散的方式逐步进入生活，往往应用在相当平常的场景中。在芝加哥，例如，预测分析正在改进餐馆卫生检查的安排；而在波士顿，市政官员正与交通导航应用公司 Waze 合作，将其数据与街头摄像头和传感器提供的信息结合起来，以改善全市道路状况。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智慧国家”有着更全面的构想，愿景涵盖从各项举措，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无现金和非接触式支付、机器人与辅助技术、以数据赋能的城市环境，以及由技术支持的家居。
更广泛地说，我们可以将智慧社会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政府审慎部署数字技术，从而改善三大方面的结果：公民福祉、经济实力和机构效能。
技术赋能智慧社会的潜力正在不断提升。例如，物联网传感器应用有望提供种类繁多的服务，涵盖智慧水务、工业控制和电子医疗等领域。据预测，到2020年，智慧技术市场规模最高可达1.6万亿美元，到2026年则可达3.5万亿美元。鉴于这一机遇的规模、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日益浓厚的兴趣，以及相关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当然可以开始理解智慧社会的内涵，并确立努力实现的标准和理想。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与微软数字部门启动了一项倡议，旨在探索这一议题，并以若干问题作为指导框架：
什么是智慧社会？其核心组成部分是什么？
是否有国家可以为这类社会提供切实可行的范例？
不同背景、历史和社会优先事项是否会形成不同的智慧发展路径？
这对政策制定者有何启示？尤其是，当他们考虑将应用发展迅速的数字技术作为实现智慧化的杠杆时。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一个简单前提出发：“智慧化”本身和将要部署的技术都不是最终目标。智慧社会应由一个以成果为基础的框架来界定。其构成基础，是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旨在为公民提供的内容。技术只是实现目标的途径。
下一步是确定智慧社会的潜在范例。一个自然的候选群体是数字五国（Digital 5，简称 D5），它们代表了全球数字化程度最高的政府。该群体由爱沙尼亚、以色列、新西兰、韩国和英国组成。根据 D5 宪章，其目标是提供最佳数字公共服务，并在这些表现出色的数字化政府之间分享实践经验。随着该群体逐步建立可惠及世界各国的实践，还计划接纳更多国家加入。
为了设定一个既具抱负又切实可行的目标，我们创建了一项基准，汇集这些数字化先进国家的最佳特质。我们希望它能发挥多重作用。首先，它依据至少一个 D5 国家已经证明可行的做法，为政策制定者确立标准。其次，由于这项基准是综合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达到；但可以根据各国相对于基准的表现，评估这五个国家朝理想目标迈进的进展。如果某个国家打算缩小差距，就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最佳实践，借鉴有助于达到基准的知识。因此，这项基准是政策制定者、技术创新者及其他人士评估进展、确定差距优先次序的工具，从而推动关键参与方展开对话并制定行动计划。
方法论
我们收集了 D5 国家的数据，涵盖 240 多项不同指标，涉及三大领域：公民及其福祉、经济，以及机构状况。我们使用了 40 多个数据来源，包括公共数据库和专有数据库。我们根据各国在每项指标上的表现为其评分，并选取每项指标的最高分，创建智慧社会基准。鉴于分析的指标数量庞大，我们对其进行整理，使每项指标都能归入 12 个宽泛的基准组成部分之一。这些组成部分如下：
公民/民众组成部分：这一类别包含四个组成部分：
包容性，
环境与生活质量，
人才状况与人的发展状况，
人才培养。
经济组成部分：这一类别包含四个组成部分：
全球互联互通，
经济韧性，
创业生态系统，
创新能力。
机构组成部分：这一类别包含四个组成部分：
线下与线上的自由，
信任，
安全与保障，
公共服务。
每个组成部分都由不同的指标类别构成。以列表中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包容性”为例，该部分的得分汇总了不同类别的包容相关指标得分；构成包容性的指标类别包括劳动力市场包容性、经济流动性、多样性与接纳度，以及促进包容性的政策。其中，“促进包容性的政策”这一类别包括政策、法律和法规等方面的指标数据，这些政策、法律和法规旨在促进边缘化或弱势群体获得机会。如前所述，每个 D5 国家在每项指标上都有得分。因此，包容性这一基准组成部分的得分，是该宽泛基准组成部分内各项指标最高分的汇总。每个组成部分的得分都经过标准化处理。
最后，我们依据这些指标为每个 D5 国家评分，并将所得国家得分与基准进行比较，以评估各国的进展，并归纳优先事项的模式与差异。D5 国家共同为我们的项目发挥两项重要作用：它们让我们能够构建一项全球基准，用于评估 D5 国家及其他国家；同时，每个国家都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和智慧社会范例。
本次分析的结果展示在下方图表中。12 个组成部分中每一项的得分越高，在图表上距中心的距离就越远。连接各国在全部 12 个组成部分得分的线条，构成其“智慧社会足迹”。
这项分析带来了若干启示。
D5 国家组成了一个非凡的群体，拥有全球数字化程度最高的政府；它们共同帮助我们界定智慧社会的全球基准。这项基准既具抱负，也切实可行。
D5 国家虽可为不同类型的智慧社会提供范例，却也有若干共同特征。每个国家都拥有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并积极为公民提供服务。它们都是数字化发展高度成熟的参与者。正如我们近期发表的《哈佛商业评论》文章《60个国家的数字竞争力指数》所述，它们在我们的数字进化指数中均得分较高；除韩国外，其余国家的数字发展势头也都很强。不过，每个国家也都有其独特背景。
来看一些关键差异：
爱沙尼亚是一个特例。它是一个小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它利用技术拓展政府服务，并拥抱市场经济。
尽管历史渊源相近，英国和新西兰却处于互联互通光谱的两端。英国常被视为全球枢纽（这一地位将在脱欧进程中经受考验），拥有强大的全球经济和政治联系；新西兰则在地理上远离世界上许多经济和政治中心，习惯于在全球经济的边缘运作。
以色列和韩国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行列——这是一项相对罕见的成就。如今，两国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以色列周边大多是敌对邻国，所在地区政治局势紧张。韩国则位于另一个政治局势紧张的地区——东北亚，面临与拥有核武器的邻国朝鲜发生冲突的现实威胁，以及中国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额外紧张局势。
我们就 D5 国家之间的差异采访了 D5 主席、同时担任新西兰政府首席数字官的科林·麦克唐纳。他说：“尽管我们各自带来了多元的视角，D5 让我们能够汇聚最优秀人才的知识与经验，为公民打造更快速、更高效的数字政府。我们通过合作与分享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彼此学习，并采用适合各自国家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这让我们作为数字化国家都变得更强大。”
智慧社会足迹分析显示，每个 D5 国家都体现了一种独特“智慧化”模式的典型，这种模式反映了该国背景与优先事项的结合。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确定优先事项和重点领域，并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特定智慧化模式，可能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鲜明模式。
强大机构足迹：爱沙尼亚的足迹反映了其早期重点在于建立强大机构，尤其体现在其致力于保障公民在后苏联时代享有的自由。该国的电子解决方案提高了政府透明度，让公众更便捷地获取数据和公共服务。其重点是建立开放、去中心化的系统，连接多个数字应用和服务；这正是其实现上述成果的关键。基准对比显示，该国的主要差距在于提升经济的互联互通程度和韧性。鉴于政府对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可以利用这一基础缩小差距。
强劲创新足迹：以色列在创新领域表现突出，而弥补差距的最大机遇在于加强机构建设。除了以色列在国家安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一项重要的政府计划——“数字以色列”倡议——也因强调高速互联网连接，为希望在线运营的企业带来助益。该国可以利用同样的技术平台改善公共服务，并提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我们的分析将这些领域列为需要缩小的差距。
强劲福祉足迹：新西兰在保障国民福祉的组成部分方面表现突出，可作为一个案例，包括环境与生活质量、包容性以及人才储备状况。在新西兰，政策制定者将数字政府视为一种模式：政府利用数字技术与其“客户”——公民和企业——互动，使他们能够以无缝、整合且可信赖的方式体验公共服务。由于地理位置远离世界上许多地区，新西兰在缩小全球互联互通差距方面面临一些固有挑战；它投资建设无缝的数字生态系统以增进民众福祉、提升机构质量，这表明它将重点放在能够弥补地理距离劣势的领域，同时吸引和留住人才，以缩小创新和创业方面的差距。
强劲公共服务足迹：韩国利用一项名为政府3.0的数字倡议，提供个性化公共服务。政府需要缩小的一个关键差距领域，是经济韧性和机构质量。“政府3.0”倡议有望通过多种方式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杠杆：提高透明度、提供更多公共机构运作数据、鼓励跨机构合作，并帮助人们更便捷地寻找工作和经济机会。
强劲经济足迹：从历史上看，英国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按 GDP 计算，英国位居全球第五，也是主要经济体中全球互联互通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凭借历史、地理和数字技术优势，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金融领域的首要枢纽。正如本文作者之一（查克拉沃蒂）此前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的，《硬脱欧会重创欧盟数字经济吗？》英国是欧盟数字经济中的佼佼者。上述基准分析也体现了这些优势。英国面临的难题是，脱欧可能削弱其经济优势。脱欧公投以来，英国已成为增长表现最差的发达经济体；由于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其货币兑美元贬值超过13%。为了应对经济即将面临的动荡，政府必须利用现有手段巩固社会的其他方面。英国的《2017—2020年政府转型战略》以及“政府即平台”的做法，有助于提供一流数字服务，以培养人才、改善工作条件，并通过共享平台和数据推动转型。
这些案例表明，在利用智慧技术增强经济实力、提升机构效能和改善公民福祉之前，我们需要让“智慧社会”这一理念回归实际，将其界定为切实可行、能够付诸行动且以成果为导向的模式。基准评估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自身当前的能力。
当然，有朝一日所有智慧社会都可能有飞行汽车穿梭其间，路灯也可能彼此通信、照亮街道。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手头的技术，让社会变得聪明得多。全球数字化程度最高的政府所展现的足迹表明，即便条件最好的国家也有一些差距需要弥补。而这些差距，以及弥补差距所需的技术，因各国独特的背景和优先事项而异。
作者感谢弗莱彻学院的詹姆斯·博利索、杰西卡·萨希哈拉、卡罗琳·特罗因和布拉德利·瓦德尔，微软数字部门的罗素·克雷格、布鲁斯·约翰逊、里姆斯·莫蒂默、布丽吉特·罗伊兰德、拉梅什·西瓦和泰森·斯托奇，新西兰政府的艾玛·麦克唐纳、蒂姆·奥克尔肖和格雷姆·奥斯本，以及 D5 主席科林·麦克唐纳，感谢他们为分析提供宝贵意见、建议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