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科技正在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世界，似乎仍然是轻描淡写。我们对发明的追求给了我们火药和数码摄影，也让我们的海洋充满了塑料。在21世纪，我们对数字身份的担忧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过，对模拟身份的担忧。
在这个颠覆的时代，人类有一个选择。火药可以用来制造武器，也可以用来制造烟火。数码摄影可能产生大量电子垃圾，但也可以治愈失明。归根结底，引领创新的力量将清理我们的海洋。我们必须推动科技成为促进共同利益的力量。
这是一项存在性挑战，没有单一或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很明显，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无法单独应对。在此，我将首先梳理科技与公共部门之间关系的框架。其次，我将审视在这场辩论中处于前沿的企业职能部门（例如公共政策和政府事务团队）的职责。
共同目标
企业对外事务团队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企业政府关系负责人通常被称为首席内部游说者。问题恰恰在此。根据剑桥词典，游说是指“试图说服民选官员采取某项特定行动或修改法律”。这意味着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内在的利益错位。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科技平台与政府可以找到共同目标，又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的就不是游说者，而是首席伙伴关系官。以云计算巨头Salesforce为例。它认识到“政府CRM解决方案正在革新公共部门的能力，正如它们对私营部门所做的那样”，并已设立公共部门协作小组。亚洲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正在与泰国政府合作开展其4.0现代化建设工作。
解决问题是企业取得成功的方式。盈利能力归根结底是企业愿景的副产品。要持续发展，一家全球性企业必须寻找更大的待解决问题，而不是守护过去曾带来回报的商业模式。许多企业职能部门已经受到这一宏观目标的指引，那么政府事务部门为何不可？
新客户
其次，是时候拓宽客户的定义了。成功的企业以以客户为中心而自豪。在硅谷，人人都在谈论用户体验设计。苹果公司是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即让客户满意。
在这种观念中，非客户利益相关方至多是麻烦，最坏则是障碍。无论首席执行官是否认同这一观点，都不是关键所在。“客户至上”，而政府（通常作为行业监管者）却阻碍了企业为其提供服务的能力。
但如果公共机构，无论是国家级、州级、城市级还是市级机构，都被明确、毫不含糊地视为潜在客户，又会怎样？如果典型的董事会议程中包含一项定期要求，即考虑如何将公司的核心技术及平台本身用于公共利益，又会怎样？
这并不是说企业必须与监管机构过分亲近，也不是说受托行使监督权力的政府机构应接受其应当监管的企业提供的服务。公共利益由许多层级的众多机构代表，当企业对待这些机构的礼遇与考量，与对待其他潜在客户的相同时，促进共同利益的双赢局面便有可能实现。
面向公众的产品
最后，政府事务团队应当肩负产品管理的使命。产品管理堪称现代科技世界的秘密配方。它是将销售团队与工程师联结在一起，共同开发并交付真正以客户为中心解决方案的纽带。在改进政府事务方面，科技企业应当立足自身优势，进一步发挥其迄今为止成功所依赖的独特专业能力。
新产品无时无刻不在向高管董事会推介，跨职能产品团队也日复一日地组建。为什么政府事务部门不被期望以同样的方式作出贡献？如果这一企业职能不再被视为以风险管理棱镜审视的“成本中心”，又会怎样？
归根结底，这是高级管理层的使命与期望问题。激励公共政策与政府关系团队贡献产品构想，并调整其人员配置计划（纳入产品经理），是首席执行官们可以着手落实对该职能进行“重新思考”的一种方式。
当然，产品推介往往在收入模式或市场增长潜力上相互竞争。而为服务于公共利益而设计的产品，则必须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可以在许多方面带来回报，尤其是声誉收益、赢得的媒体价值和消费者忠诚度。高盛曾估算，“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账面上的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的价值为2.6万亿美元，占其总资产的10%。
2018年，爱彼迎推出了Dataville，这是一项与法国政策制定者共享聚合数据的倡议。Lyft通过实现碳中和来改进其面向公共利益的产品服务，以应对气候变化。优步创建了Uber Movement，这是一款免费工具，它基于乘客和司机的地理位置，对驾驶模式进行情境化分析，使地方当局能够更好地应对交通拥堵。Expedia更进一步，为城市和地区开发了一款新的商业产品。它真正接纳了一个新的客户群体——目的地营销机构，并运用产品管理方法为其提供服务。
“新技术与新方法正在以根本性地改变人类的方式，融合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教授表示。“这一转变能否走向积极，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沿途出现的风险与机遇。”
科技企业非常适合在公共利益方面开展创新。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企业有责任以维护和保护我们的数字公共领域的方式部署技术，造福大众而非少数人。我们不应让想象力的匮乏阻碍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