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技术、地缘政治与贸易战对创新、治理和经济韧性产生深远影响。
它们也在重新定义升级风险，未来的危机可能源于算法错误或不受监管的军民两用技术。
若不采取紧急行动，前沿技术治理可能沦为战略竞争和国内政治极化的牺牲品。
人工智能（AI）驱动的无人机正在重塑战场。深度伪造技术正在扰乱选举。量子技术的突破可能很快破解当今的加密技术。随着地缘政治裂痕加深，世界缺乏管理前沿技术风险所需的防护机制。
随着技术霸权日益决定经济和国家安全，全球合作正让位于地缘政治碎片化，这对创新、治理和经济韧性产生深远影响。
新兴技术发展迅速，风险也随之而来。除人工智能外，合成生物学、量子计算、高超音速导弹和自主武器的突破正在改写竞争规则。这些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投射力量、考验同盟并升级冲突，模糊了军事与民用领域的界限。
未来的危机未必源于蓄意挑衅，而可能源于算法错误或不受监管的两用工具——这些技术原本为民用目的而研发，却被挪用于胁迫或破坏性目的。
这些危险已不再是理论上的。AI驱动的无人机已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重塑格局。基因编辑和机器学习可被用于制造或改造具有生物武器的潜力。量子计算机可能很快破解当前加密技术，威胁金融体系和关键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在从台湾到美国的选举中，生成式AI（GenAI）正在加剧虚假信息传播并侵蚀公众信任。这些风险正在加深的地缘政治裂痕中浮现。
美国前总统乔·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人类而非机器必须掌控核武器。这是中国对AI风险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承认，但此类承诺在压力之下能否维持仍有待观察。迄今为止，已有58个国家支持《负责任军事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性政治宣言》。这是一个开端，但它仍是自愿性的、无约束力的，最终并不足够。
十字路口的全球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的《2025年全球合作晴雨表》显示国际合作正在停滞。虽然2024年在气候、科技和健康领域出现了一些发展势头，但2025年的早期迹象表明信任下降、贸易碎片化加剧，以及在关键全球议题上合作步履蹒跚。
若不采取紧急行动，前沿技术治理——本已是一项复杂挑战——可能沦为战略竞争和国内政治极化的又一牺牲品。
各国政府无法独自治理前沿技术。私营部门推动创新，但监管仍然滞后。开源工具被武器化的速度快于保障措施的建立。
由于这些系统的演进速度快于我们对其的理解，治理必须具有适应性，如同软件更新一样，以跟上变化的步伐。自愿性准则和咨询委员会有所帮助，但它们无法取代全球规则，或至少是国际商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应使创新与安全相协调。
在缺乏共同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企业和国家都优先追求速度和市场主导地位，而非稳定与风险缓解，从而扩大了创新与问责之间的差距
在一些国家，AI已被用于压制异见、扩大监控并以国家安全之名塑造公共叙事——这意味着人道主义与军事AI部署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
与此同时，计算能力和半导体也正成为地缘政治的关键卡口。随着美国、欧盟和中国推行分歧的监管路径，新兴市场的创新者面临被排斥的风险。
全球南方的视角在规则制定会议中基本缺席，但仅由少数人、为少数人制定的治理框架既无法获得合法性，也无法持续。相比之下，国际框架提供了桥梁，共同的全球原则有助于即使在战略对手之间也能推动负责任的创新。
技术治理作为战略优势
治理不应再被视为繁文缛节，而应被视为创新的基础设施。使企业激励与全球安全目标保持一致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战略需要。监管不仅关乎合规，它还关乎市场准入、投资准备度和长期信任。
重要的是，这种治理基础设施还能增强全球信任与韧性。以透明、问责和监督为基础构建的系统能够促进跨境信心，即使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也能推动合作。
稳健的治理表明一家企业具备面向未来的准备，而缺乏透明度、测试和监督的科技生态系统则可能面临失去投资者信心、全球客户和公众合法性的风险。
根据一份近期Forrester报告显示，预计到2030年，AI治理软件支出将增长至四倍，达到158亿美元。问题不再是AI是否应受治理，而是如何治理以及由谁治理。
模式正在涌现。OpenAI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合作监测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风险，是公私合作如何使创新与全球安全相协调的一个范例。但基于企业利他主义而临时安排的做法还远远不够。
METR研究表明各公司的AI安全协议差异很大：有些包含强有力的部署保障措施，另一些则完全忽略。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共同原则、规范和可互操作框架为基础的全球共同治理方式变得至关重要。
英国的AI安全研究所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通过衔接技术专长与政策、评估前沿模型以及建立可扩展的风险登记制度，提供了有前景的范本。法国4亿美元的公共人工智能基金标志着从伦理讨论转向基础设施投资。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正将自身定位为中立、可信赖的枢纽，可为更加全球分布式的治理生态系统作出贡献。这些新兴努力凸显了替代模式的潜力，并强调了避免未来监督权被少数国家主导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虽然国家政策和企业协议是负责任技术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以共同原则为基础、并兼顾多元视角的连贯全球方式，对于建立信任、减少碎片化以及使创新与公共利益相一致至关重要。
从碎片化走向共同治理
要从认知转向有意义的行动，公共和私营行为体必须从零散、被动的应对转向以共同原则为基础的积极协调治理。这意味着将“设计即安全”嵌入其中，重新调整市场激励，并建立起监测、适应和执行这些原则的制度能力，以应对技术的不断演进。
尽管核查与执行仍然极不平衡，在某些领域本质上也受到限制，它们仍是必要的目标。充分可信的监督可能无法实现，但应将其视为长期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新的制度、技术突破和政治意愿。与此同时，治理必须着眼于构建部分的、适应性的体系，即使在无法完全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也能激励负责任的行为。
为此，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必须：
将人类控制纳入法规：确保任何AI系统都不能发起核打击或常规打击。
现代化全球规则：更新条约和核查机制，以应对两用技术和新兴风险，包括推进透明、问责和负责任使用方面的合作性方法，即使在传统核查与执行手段不足的情况下也应如此。
召集包容性的全球对话：利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科技务虚会以及AI安全峰会等平台，使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保持一致。
投资于韧性建设：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资助跨境安全研究，并培养懂技术的外交官，使其能够衔接工程与外交。
前沿技术治理缺失是“全球风险”
前沿技术正在加速发展，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不作为的代价过于高昂。缺乏共同保障机制不仅仅是治理失败，它本身就是一种全球风险。
正如《技术冷战》作者安斯加·鲍姆斯和尼古拉斯·巴茨所警告的：“我们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必须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并及时对其展开讨论。”
论坛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弥合技术与政策之间的差距？
缺乏协调，技术大国之间的小小错位可能迅速演变为全球危机。AI、量子及其他前沿技术的军民两用性质，使得当下这个时代必须做到合作与竞争并存。
全球平台——例如全球科技务虚会——为从反思转向行动提供了真正的机会。我们不能等到危机发生才去建立合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使共识更难达成，但也使寻找共同点变得更加紧迫。现在正是从风险认知转向协调治理、建立可信的前沿技术集体治理机制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