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幽灵正在世界经济中游荡——技术将摧毁就业的幽灵。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将决定世界市场经济体和民主政体的命运，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欧洲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回应如何塑造了此后历史的进程。
当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时，各国政府通过扩大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规范市场、建立提供广泛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福利国家，以及平抑宏观经济的起伏，化解了卡尔·马克思预言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威胁。实际上，它们重新塑造了资本主义，使其更具包容性，并让工人也能从这一制度中受益。
当今的技术革命要求进行同样全面的革新。机器人、生物技术、数字技术及其他领域的发现和新应用可能带来的好处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显而易见。事实上，许多人认为，世界经济或许正处于新一轮技术爆发的前夜。
问题在于，这些新技术大多节省劳动力。它们意味着以机器取代低技能和中等技能的工人，而操作这些机器的高技能工人数量要少得多。
诚然，有些低技能工作不容易自动化。以常见的例子来说，清洁工还不能被机器人取代——至少目前还不行。但真正能免受技术创新影响的工作寥寥无几。比如，随着工作场所数字化，人类产生的垃圾会减少，因此对清洁工的需求也会下降。
一个由机器人和机器代替人类劳动的世界，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失业率。但在这样的世界里，生产率提升带来的绝大部分收益必然归新技术及其所依托的机器的所有者所有。大多数劳动者注定要么失业，要么只能拿低工资。
事实上，发达国家至少在过去四十年里一直在经历类似的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技能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是不平等加剧的首要原因。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趋势很可能继续下去，导致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带来大范围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威胁。
事情不必如此。只要发挥创造性思维并进行制度设计，我们就能再次拯救资本主义，使其免于自我毁灭。
关键在于认识到，颠覆性新技术会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和私人损失。这些收益和损失可以重新安排，从而让所有人受益。正如此前对资本主义的革新一样，国家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不妨看看新技术是如何发展的。每一位潜在的创新者都面临巨大的上行空间，同时也承担很高的风险。如果创新成功，开拓者会获得丰厚回报，整个社会也会受益。但如果失败，创新者就只能自认倒霉。在所有付诸实践的新想法中，最终只有少数能取得商业成功。
在创新新时代的开端，这些风险尤其高。要达到社会所期望的创新投入水平，就需要鲁莽无畏、愿意承担高风险的企业家，或者充足的风险资本。
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通过多种机制提供风险资本，例如风险投资基金、股票公开交易、私募股权等。但没有理由认为国家不应以更大规模发挥这一作用，既推动更多技术创新，也让社会整体直接分享其收益。
正如马里安娜·马祖卡托所指出的，国家已经在资助新技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互联网以及iPhone使用的许多关键技术，都是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和美国国防部项目的溢出成果。但通常，政府并未获得这些成功技术商业化后的权益，利润全都留给了私人投资者。 设想政府设立若干由专业人士管理的公共风险投资基金，对各类新技术广泛持有股权，并通过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集所需资金。这些基金将按照市场原则运作，并须定期向政治当局提交报告（尤其是在整体回报率低于规定门槛时），除此之外则保持自主。为公共风险资本设计恰当的制度可能很困难。但中央银行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这类基金如何能够独立于日常政治压力运作。这样一来，社会便可通过其代理人——政府——成为新一代技术和机器的共同所有者。
公共风险投资基金从新技术商业化中获得的利润份额，将以“社会创新”红利的形式返还给普通公民，成为劳动者市场劳动收入的补充。这也将使工作时间得以缩短，最终逐渐接近马克思的理想：在一个技术进步让个人能够“早晨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饭后批判”的社会中生活。
福利国家是20世纪实现资本主义民主化、进而使其稳定下来的创新。21世纪需要类似的转变，迈向“创新型国家”。福利国家的致命弱点在于，它要求高水平的税收，却没有相应地刺激对创新能力的投资。按照上述思路建立的创新型国家，将使公平与这类投资所需的激励相协调。
本文与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订阅我们的每周通讯，及时了解Forum:Agenda动态。 作者：Dani Rodrik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
图片：2010年6月2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RoboCup赛事期间，一名参赛者举起自己的足球机器人，让镜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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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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