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美尼亚裔，我生于小亚细亚的历史之中，这是我祖父那一代人谈论故土时所用的一个听来颇具异域色彩的称谓。“小亚细亚”一词曾与“安纳托利亚”以及“士麦那”（伊兹密尔）交替使用。
确切数字各有出入，但在一战以及该地区遭遇土耳其化之前，小亚细亚数千年来一直是数百万希腊人、数百万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非土耳其族群的家园。一系列不幸事件使这段历史被称为“小亚细亚灾难”。从19世纪末开始，至1922年希土战争结束和士麦那被焚毁达到顶点，该地区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世代居住于此的少数基督教徒几乎被彻底抹除。一项由一战协约国斡旋的强制性人口交换，将安纳托利亚残存的希腊东正教徒迁往希腊；作为交换，原居希腊的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则被迁往土耳其。
当时的希腊财政拮据。希腊因战争、债务奴役、大萧条以及沉重的失业困境而精疲力竭，约130万希腊难民又加入其士气低落的人口之中。随后希腊对其国债违约。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为解决这一困境，国际联盟向希腊提供贷款，附带条件包括严苛的紧缩措施。希腊拒绝了，转而决定让德拉克马自由浮动。政府实施了债务延期偿付，基础设施支出随之增加。希腊与债权人重新谈判条款，到1934年，工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德拉克马趋于稳定，就业增加，出口竞争力提升，希腊最终重新振作起来。用非常简略的说法，希腊在上个世纪正是这样复苏的——尽管当时存在难民问题。
保留部分权利。既然希腊多数选民投票表示“OXI/NO”，人们不禁要问，类似1930年代的复苏模式是否仍有可能。如果希腊掌控其货币，再次让货币贬值或许有助于摆脱通缩与萧条的阴霾。然而此刻，抛开屈服不谈，这些都无关紧要；难民仍源源不断地涌入希腊。正如上个世纪一样，眼下面临的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危机之中又套着另一场危机。
舞台布景与一战后颇为相似，中东这一幕戏剧又在另一个版本中上演。受地缘政治、肆虐的战争和危害人类罪（以及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驱动，难民再次成群结队地穿越爱琴海。尽管战场已经变化，从土耳其通往希腊的成熟路线，使东地中海成为通往欧盟的主要通道。
一群移民正走完从希腊出发的渡海行程的最后一段路。图片来源：Stephen Ryan/Flickr。保留部分权利。在上个世纪的大流散中，那些逃往爱琴海诸岛和希腊本土寻求庇护的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包括我的先辈），至少在语言、种族和宗教上是同源的。这种迁徙虽属被迫，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有其道理，因为希腊承诺为他们提供一个祖国。同样，具有亚美尼亚血统的叙利亚人，例如，有权返回亚美尼亚本土。尽管亚美尼亚与叙利亚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叙利亚亚美尼亚人有可去之处。
对于大多数叙利亚人而言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在族裔、语言和宗教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对于这些二十一世纪的难民而言，所谓“回归”、与祖国重新团聚的想法根本不存在。话虽如此，希腊长期以来一直是过境国，大多数抵达希腊海岸的难民和移民心中另有目的地。他们希望在欧洲其他地区重新开始生活，这表明欧盟应共同承担责任，协助希腊应对每日涌入的难民。然而，在经济危机之中，难民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尽管这难以想象——似乎显得次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希腊一直被视为安置国，有登记在案的寻求庇护者最终将被安置到北方的欧洲国家。迄今为止，希腊缺乏足够的治理能力、人员和资源来应对数量过多的寻求庇护者。责任反而落到少数救济非政府组织和希腊普通公民身上，这同时凸显了欧盟和联合国迫切需要的合作与援助，以及这些机构在此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一名来自伊拉克的男孩与家人一起站在科斯岛登记中心的大门前。
事实上，国际救援委员会是一家非政府组织，负责援助世界最贫困地区的冲突难民， 近期已向莱斯沃斯岛派遣紧急救援团队 ，那里仍有数千名难民持续涌入。欧盟无力支持希腊，意味着国际救援委员会不仅要向世界最贫困地区派遣工作人员，还要向最富裕的地区派遣；据该委员会称，这是对欧盟在希腊应对举措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写照。
根据欧盟委员会移民与内政总司的 难民基金网页所载：“[寻求庇护]申请人的数量在欧盟各国之间分配并不均衡。一些国家因大量寻求庇护者涌入其领土，其接收能力和庇护系统承受着更大压力。欧盟通过切实合作、立法协调以及欧洲难民基金，确保对这些欧盟国家的团结。”
关于提供帮助的进一步保证，载于 庇护、移民和融合基金网页。“受移民和庇护人员流动影响最严重的欧盟成员国，可以指望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团结支持。”
保留部分权利。“团结”一词在谈及欧盟承诺拯救希腊免于经济崩溃，以及承诺帮助其边境国家应对难民时，被重复到令人反感的程度。
与合作、团结和维护的承诺形成某种反差的，是欧盟的 《都柏林条例》，该条例将处理移民的责任归于首个抵达国。事实上，难民和移民依赖该条例来迅速获得庇护。这使本已脆弱的边境国家承担了更重的责任，而这些责任原本被宣称是共同承担的。
在一份 由联合国难民署于2015年7月1日发布的报告中，欧盟的团结再次得到重申，报告指出希腊的接收和援助设施不足，亟需支持。报告总结认为，随着希腊和意大利继续接收绝大部分经海路抵达的难民，失衡现象正在出现，而且形势不可持续。需求已明确列出，但实地的补救行动仍然迟缓。欧盟和 联合国在理论上倡导的崇高人道主义理想 与其实践之间似乎存在差距。捍卫难民和移民权利的主张能够唤起一种集体的仁善情感，但据称，欧盟成员国目前仍未就如何应对达成一致。
我小时候，祖父常引用他最喜爱的威廉·萨洛扬（William Saroyan）的短篇小说《亚美尼亚人与亚美尼亚人》（1935）中的句子。其中最后一句尤其概括了祖父对他们这些二十世纪小亚细亚难民如何在上个世纪实现复苏的解释。“因为当两个[亚美尼亚人]在世界任何地方相遇时，看看他们是否不会创造一个新的亚美尼亚。”
尽管人的精神韧性值得大书特书，尤其是当两人或更多人团结在一起时，但在上个世纪小亚细亚大灾难期间，他们的复苏也依赖于国际社会的干预。是媒体帮助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从19世纪90年代末直至1923年，《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洛杉矶时报》刊发了数百篇报道。小亚细亚的媒体报道对于提供灾难的证据极为重要。一战后，公众对二十世纪小亚细亚灾难的兴趣减弱。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削弱媒体告知民众、使其能够做出适当决定的宗旨。
然而，这确实让人不禁要问，究竟需要什么才能完成难民救助工作——尤其是在希腊。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等人曾指出，“灾难色情”或许能够唤起人们对危机问题的关注，但其本身缺乏激发行动的力量。让人惊恐或使人愧疚，并不能有效调动人们的善意。一段时间之后，难民乘坐筏子的画面不断重复，显然会对观众产生麻木效应。
据说，“希腊的走向，即是世界的走向”。这句格言认为，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发生的：充斥着难民和资金问题的希腊，是全球正在发生之事的缩影。无论原因为何，移民都是更大背景的一部分，这一背景与整个世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就希腊而言，那些在其海岸上岸的人并非移民，而是为了逃命的难民。
“欧盟对希腊整体危机的应对，应兼顾希腊在寻求庇护者方面所承担的过重份额，以及寻求庇护者本身的权利与福祉……尽管希腊经济危机的影响波及每一个人，但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等处于边缘的群体尤为脆弱。欧盟能够而且应当做得更多，帮助这些常被遗忘的受害者”， 人权观察组织的 Eva Cossé 表示。
我承认，我是从北美赋予的优越位置来撰写这篇文章。尽管如此，作为小亚细亚第一次灾难的间接继承者，撇开民族和情感纽带不谈，我撰文是为了记录历史的重演，更重要的是，促使欧盟和联合国兑现对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其他正努力协助难民的入境国家所作出的承诺。另一场小亚细亚灾难正在进行，已无时间再作进一步审议。今天的小亚细亚难民还要等待多久才能获得救济？胜利女神尼刻（Nike）出生于小亚细亚。用她在美式语境中的说法，向欧盟和联合国喊话，要求它们兑现承诺：“说干就干”（Just do it）。
本文与 openDemocracy合作发表。本文发表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对其中观点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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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scha Geracoulis，撰写有关社会与健康公正、人权、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能力建设以及人类境况多重面向的文章。
图片：一名移民在越过希腊边境后，走向位于马其顿的盖夫格利亚。REUTERS/Ognen Teofilovs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