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既需要也会推动新能力的获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非走向专业化，而是实现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有赖于各个经济主体的专业化，尤其是新成立的正规企业；技术使用的强化会提高这些企业的生产率。问题是：它们如何获得技术？
我们认为，获取技术基本上有三种替代方式：“自建”（内部开发新技术）、“借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即 FDI）和“购买”（购买技术）。鉴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运用“自建”和“借入”方式时遇到困难，我们提出应考虑将“购买”作为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的手段，而且这一方式可由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采用。
在企业层面，大量旨在扩大企业能力的并购活动体现了采用“购买”方式的理由。2013年，宣布的交易约有40,000笔，总价值约3万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实现多元化。
在国家层面，中国可谓在全球大举收购企业：联想收购 IBM 的个人电脑制造业务；中海油通过收购 Nexen 获得企业能力；华为则借助其遍布全球的20多个研发中心接入外国知识网络。这些只是几个例子。
但中国是证明这一规律的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采用这种方式，而是局限于“自建”或“借入”，这两种方式都有各自的问题。
从零开始创办企业并开发技术不仅耗时，而且显然困难，初创企业极高的失败率便是明证。事实上，即便是成熟企业，开发新的产品线也很困难——因此，企业通常会利用并购来完善产品线，或在新的细分市场建立业务。
同样，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并不容易：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激烈，跨国企业（MNE）可能要求的激励措施，对财政捉襟见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代价高昂。此外，跨国企业有充分动机阻止知识向国内产业溢出，因此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IP）；而且，它们的利益未必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议程相一致。再者，资本往往不成比例地流向主要目的地，这反映出靠近其他资本形式所带来的正外部性——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在大多数跨国企业的计划之列。
发展中国家应考虑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以补充其吸引外资的战略（即收购企业，以及其中蕴含的技术和管理诀窍）。通过采用“购买”方式，发展中国家可以设立产业控股公司，以原始投资成本的一小部分，收购具有技术吸引力的工厂和企业的资产（并暂时接管其管理）。这些企业或许在原有环境中经营失败，但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并与本地企业合作，就能显著提升该国的技术水平，帮助其攀登技术阶梯。换言之，传统的纵向产业政策主张“挑选赢家”来推动发展；我们则认为，应评估“收购输家”的成效。
为什么聚焦企业？
企业可被视为私营部门经济的“操作系统”。企业将生产技术、经营方法、市场信息和人力资本整合起来，并为商业目的协调运用。这种“诀窍”建立在多种技术和能力的积累之上。重要的是，企业会保留这些诀窍，供新员工吸收，并让员工在转往新工作时将其带走。新企业能否获得熟练工人，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企业的就业流动，而非正规教育体系。
企业在整合诀窍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1990年前的技术不需要许可，因为相关专利已经到期，可以自由复制。因此，发展中国家无需支付许可费用，便可实现与20世纪90年代初前沿技术相当的工业化水平。然而，尽管相较于发展中世界许多地区当前的技术进步水平，这似乎是一次重大飞跃，但这种技术扩散似乎并未发生。为什么？因为在私营部门经济中，未经企业协调的零散知识（如专利）就像没有计算机的计算机软件程序。
因此，收购拥有这些隐性知识并结合了已披露技术的正常运营企业，是获取能力的关键一步。
在实践中，“收购输家”这种企业和技术收购方式可以如何运作？
迁移企业的法律框架应是一部国有企业法规。制度框架则应是在该法规下设立的产业控股公司。应鼓励企业管理者随企业迁移并至少暂时留任，同时让企业引进新的本地员工。经营战略应是尽快实现私有化。因此，这项政策并非要以政府取代私营部门，而是要填补私营部门未能填补的“能力获取”缺口。
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实施，我们建议采用试验性方法。选择“输家”的标准大致如下：
企业失败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原因（例如汇率高估）；
企业体现了相对较高的技术水平，并可能拥有专有技术；
企业所在行业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地供应链存在前向和后向联系；
企业供应的商品总体上在本地需求日益增长，使企业有机会从地理迁移中获利；以及
企业可与现有但技术落后的本地企业整合，由国有产业控股公司保留其在整合后企业中的股份所有权。
项目启动后应能实现自筹资金，因为收购所得资产随后将被私有化。成功的项目甚至可能吸引私人风险资本。理想情况下，这一过程催生的新企业将取得成功，公共部门控股公司便可将其私有化，并利用所得收益重复这一过程，培育另一个产业。
个别项目失败在所难免，但相关资产会转到新所有者手中，再试一次。此外，在评估此类项目的成效时，还应考虑一些其他的连带效益。
这种做法通过两种方式加快私营部门发展：一是直接增加产业结构中的新企业；二是改善本地环境中所有其他企业所处的条件。这种外部性在关于“产业区”和集群的文献中已有充分论述，为公共政策干预提供了典型理由。
其次，历史表明，已有企业的存在能够吸引跨国公司，而新项目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收购输家”的做法也可能有助于吸引更先进技术的流入，所用手段不是昂贵的激励措施，而是出售资产——由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付款，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向跨国公司付款！
第三，不断扩大的企业基础将培育出真正的赢家，使其有能力走向海外，通过进一步收购在国外建立业务，从而开辟新的技术流动渠道。
第四，被收购企业的激励机制将由新股东的目标塑造。其任务可包括实现最大化水平和垂直溢出的公共政策目标。请注意，在水平溢出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激励恰恰相反：它们希望独占专有知识。这就是政府必须要求它们承诺转让技术的原因。在这方面，“收购输家”方式实际上更胜一筹。
最后，由于累积了在职培训，每次收购也都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其他形式的培训支出。至少，在与培训设施毗邻的产业园区培育迁入企业，应能通过知识从毗邻迁入企业溢出而加强培训项目。
我们的提议以关于建立有利发展环境的传统观点为基础。借用花园的比喻，我们认为，公共政策不仅必须整地，还应从现有苗圃——工业化世界的产业孵化器——引进植物并种植其中。遵循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原则，我们建议发展中国家考虑收购输家。
本文与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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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 Ciuriak 是 Ciuriak Consulting Inc. 的董事兼负责人。Derk Bienen 是 BKP Development 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
图片：雅加达商务区鸟瞰图。路透社/Beawihar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