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万年前,人们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转而从事农业生产,最初他们因此放弃了许多东西。
这种获取食物方式的重大转变,可能并非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相反,人口压力和资源日益减少迫使人们发展新的、强化程度更高的生计方式。这意味着人们变得更加定居。
这些新的生活安排不仅促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和技术创新,也带来了一些非常负面的结果。
随着人们强化生计策略并定居下来,人口规模随之增长。
人与动物的接触日益密切,促使新的疾病出现;再加上人口规模庞大,这使得大规模流行病的模式得以形成。这些疾病可能包括麻疹、流感、百日咳、天花和结核病。
人类转向农业时,发生了许多变化。
基因组讲述的故事
我们参与了一项研究, 该研究最近发表,考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现代基因组中的特定部分。研究还显示,人口结构似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不仅仅是人口规模有所改变。
这项研究聚焦于Y染色体,它只通过父系从父亲遗传给儿子。它能告诉我们人群中男性的起源和迁徙情况,也能揭示人口变化的模式。
研究人员将这些结果与线粒体DNA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在人类中,线粒体DNA通过母系遗传。
由此得到的区域男性和女性有效人口规模图景截然不同。一般而言,有效人口规模指的是一个种群中能够留下后代、使其进入下一代的个体数量。
因此,研究表明,全球男性遗传多样性出现了崩塌,与女性遗传多样性的情况形成对比。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繁衍后代的男性人数极度减少,但女性人数并未减少。
这一现象似乎与生计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间相吻合;考古学家将这一转变称为 新石器时代。
事实上,Y染色体遗传数据表明,这种减少发生在距今约8,000至4,000年前。从本质上说,当时男性遗传多样性出现了遗传瓶颈,而自然选择难以充分解释这一现象。
那么,发生了什么?
农业的发展和社会模式的转变,是否能够解释这一变化?
如果男性的繁殖成功受到社会地位较高、人数较少的男性控制,例如人数较少的统治精英,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男性人口(遗传)多样性降低的情况。
一个发生在更晚时期的例子是 成吉思汗。据说他有数百名子女,因此今天有数百万亚洲男性携带着 非常相似的Y染色体谱系。然而,要在考古记录中识别出此类社会变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新石器时代带来了新的经济生产体系,并加剧了社会分层。社会精英及其追随者的兴起,以及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在全球多个地区独立出现,随后传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区。
研究中的110个人群按照七个全球区域分组,除西伯利亚外,所有区域都出现了男性遗传多样性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形态各不相同,并在全球传播。这并非一次史前企业式的全球接管,但它确实使人类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梳理历史
考古学能够十分有效地重建社会过去的变化,研究范围从可能揭示新创新的文物,到骨骼中创伤和疾病模式频率的变化。
考古学可以揭示新型结构的发展,例如防御工事、灌溉系统和扩大的聚落。它还可以展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动植物的驯化,以及景观的森林砍伐和盐渍化加剧。
但是,由男性主导的征服所体现的竞争特征,单凭考古物质记录,考古学家极难识别。
对古代基因组的研究开始发现人口变化的模式;如果仅依赖标准考古调查,这些模式原本会继续隐藏不见。
因此,研究人群的遗传变化可以成为催化剂,促使考古学家带着这类假设重新审视物质记录。
如今已有机会利用现代和古代基因组检验这项研究提出的全球性假设。通过与考古学家和古环境科学家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我们可以重建可能推动古代人口变化的社会和环境背景。
现有技术使我们能够通过聚焦特定地理区域,构建更加精细的模型,以理解人类的全球历史。深入了解那些没有经历农业带来的诸多艰辛的过去社会,将非常有意义。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现代和古代基因组学正在发挥关键作用,推动我们修订共同的过去。能够识别古代人类历史中文化驱动的、性别特异性变化的方法,又为我们理解改变世界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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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chael Westaway 是格里菲斯大学环境未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David Lambert 是格里菲斯大学的进化生物学教授。Monika Karmin 是塔尔图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进化生物学研究员。
图片:法国北部博坎普勒维厄,一片尚未收割的小麦田。路透社/Benoit Tess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