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很长时间以来政治分歧最为严重的12个月后，新的一年终于到来。在英国，英国脱欧粉碎了梦想，也破坏了友谊。在美国，两极分化原本已十分严重，但一场激烈的选举活动让分歧进一步加深。政治言论并不会让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改变想法，而是造成分裂，使公众舆论两极化。
作为一名公民，日益加深的分歧令我忧虑；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它又令我着迷。人们怎么会对现实形成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如果能做的话），来打破这种循环：我们对那些似乎站在“对立阵营”的人怀有日益敌对的情绪？
要理解这种心理机制，不妨想象两位民主党支持者艾米和贝齐。在总统初选季开始时，她们都没有明确偏好。她们都希望有一位女性总统，因此倾向于希拉里·克林顿；但她们也认为，伯尼·桑德斯更擅长应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经过一番初步思量后，艾米决定支持克林顿，贝齐则选择了桑德斯。
起初，她们的意见分歧或许并不大，偏好也不强烈，但几个月后，她们都已坚信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是正确人选。她们的支持不止于口头：艾米开始为克林顿拉票，贝齐则撰写文章支持桑德斯的竞选活动。
她们的立场为何如此坚定地转变？这就要说到“认知失调”了。这个术语由莱昂·费斯廷格于1957年提出。如今，它常被用来指我们在他人观点中察觉到的不一致，却很少用于描述自己的观点。
人们较少意识到的是，失调会推动观点改变。费斯廷格提出，我们的信念中出现不一致时，会造成情绪上的不适，进而促使我们通过改变原有信念或增添新信念来消除这种不一致。
作出选择也会造成失调，尤其是当选择涉及艰难的取舍时。例如，艾米没有选择桑德斯，可能会产生失调，因为这与她认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很重要的信念相冲突。
许多实验都证明，作出选择并对所选方案作出承诺会导致观点改变。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人们在作出选择后，对自己选定的度假目的地评价高于选择之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变化在三年后仍然存在。
近60年的研究和数千项实验表明，当事件冲击我们的核心信念时，认知失调的作用最为明显，尤其是那些关于我们自身是聪明、善良且有能力的人的信念。
选择金字塔
但我们为何会变得如此根深蒂固？想象一下，竞选活动开始时，艾米和贝齐站在金字塔顶端，她们的偏好相当接近。最初的决定相当于她们各自迈向金字塔的一侧。由此，一连串自我辩解开始了：为了减轻失调，她们会告诉自己“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因为……”，继而采取更多行动（向家人捍卫自己的决定、在 Facebook 上发帖告诉朋友、成为竞选志愿者），然后继续自我辩解。她们沿着金字塔两侧往下走，为最初的选择寻找理由，信念也随之愈发坚定，观点分歧越来越大。
类似的观点固化也发生在共和党人身上：有人成为高调的特朗普支持者，有人则成为#NeverTrump（永不支持特朗普）支持者；此前保持独立立场的选民在决定支持克林顿或特朗普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英国的留欧和脱欧阵营活动人士亦是如此，不过他们要作出的选择关乎一种理念，而非某位候选人。
各种立场的选民沿着金字塔两侧往下走时，往往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偏好的候选人或观点，并对立场相反的一方愈发反感。他们还会寻找（并找到）更多支持自己决定的理由。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每当我们与他人争论自己的立场时，就可能更加确信自己确实是对的。
从金字塔底部看出去
我们往下走得越深，就越容易产生确认偏误，也越容易相信由丑闻驱动的党派言论，甚至假新闻——我们对对立阵营的反感，会让贬损他们的故事听起来更可信。
实际上，我们越确信自己的观点，就越觉得有必要贬低金字塔另一侧的人。我们的推理是：“我是一个善良、聪明的人，不会持有错误信念，也不会做出伤人的事。”“如果你宣扬与我信念相反的观点，那你一定是被误导了、无知、愚蠢、疯狂，或者邪恶。”
在两极分化的辩论中，双方阵营的人用相似的词语评判彼此，这并非巧合。我们的社会性大脑使我们容易如此。六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能够评估他人的行为，更喜欢“友善”的人而非“恶劣”的人，也更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而非“与自己不同”的人。
我们还拥有强大且自动运作的认知过程，能够保护自己免遭欺骗。但我们的社会推理过于敏感，也容易失灵。社交媒体让情况更糟，因为电子通信使我们更难正确判断他人的视角和意图。与面对面交流相比，它也会让我们更言语攻击性更强，加深我们对另一方确实是一群言行粗暴之人的印象。
金字塔的比喻有助于理解，人们如何从对某个议题或候选人的信念薄弱，逐渐变得信念坚定；也有助于理解，我们的观点如何与过去曾持相似立场的人渐行渐远。
但信念坚定未必是坏事：毕竟，它也能激励我们采取最好的行动。
要减少日益加深的反感与不信任，我们需要对自己惯常的“愚蠢、疯狂、邪恶”式推理更加警惕——对于那些在我们看重的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我们很容易相信贬损他们的说法。如果我们记住，这些想法并非“真相”，而可能只是社会性大脑的条件反射，我们或许就能沿着金字塔的斜坡往上退一点，从而看清分歧真正源自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