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个不同领域来看，利用数据助力良好治理的动力正在增强。开放治理运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以及加强气候适应与灾害抗御能力的努力，只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部分因素。
数据革命（即数据技术能力迅速提升、技术成本大幅下降与相关能力广泛普及的交汇）当然为这一探索带来了紧迫感与可行性。然而，在数据革命背景下，设计旨在推动良好治理的数据系统所带来的全部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此，我重点探讨其中一项重要影响：需要从投资组合的视角思考数据系统。
在数据革命之前，治理数据系统的设计往往采用一种方法，即针对特定数据需求只采用单一的最佳测量方法。当数据收集相对昂贵、技术变革相对缓慢时，这种做法行之有效。通过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人口的方法，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稳健与强大的效力。
然而，如今变革迅速，成本急剧下降，因此把所有数据鸡蛋放进同一个工具篮子里已不合理。相反，数据系统的设计者需要思考，哪一组数据收集策略组合能够实现最佳的价值与成本平衡。正如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表明，投资者可以通过组合不同类别的资产来改善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数据系统的设计者也发现，结合多种数据收集方法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
目前，在许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政策领域，已有实际案例证明，将传统数据收集程序与众包、高科技传感器技术、数据挖掘及其他新兴方法相结合具有显著价值。例如，埃塞俄比亚在绘制农业土壤图方面采用了此类方法，使其能够迅速提升对土壤状况变化的描述能力，进而得以为不同地块提供因地制宜的施肥方案。在产量提高的同时，生态系统损害也有所减少。
其影响十分深远。过去负责设计数据系统的人员只需精通一件事；如今，他们必须能够驾驭广泛的技术与制度选择。过去，一致性与稳定性备受重视；如今，关键在于能够足够快地适应变革，以便把握创新机遇，同时避免引发不利的混乱与不信任。因此，设计一个符合用途的数据系统，越来越需要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群体来承担，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能够合理地拥有所需的全部信息。
在私营部门，大多数领先企业应对快速变化的数据技术格局的方式，是将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职责集中于首席信息官（CIO）一职，而非信息技术部门负责人。在企业内部，首席信息官能够将组织需求与广阔的信息技术格局相对应，从而设计出能够创造价值的数据与分析系统。在此类战略成功实施的地方，它们甚至能走得更远，例如UPS的Jack Levis所开发的信息技术与信息学创新便是如此。这些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其核心工作已深深植入公司的整体基因之中。
目前，很少有国家或国际组织设有首席信息官，但所有机构都需要开始建立与此相关的各类能力。如今，成功的数据决策要求审慎校准一组测量方案的组合，以满足决策需求。
Summit on the Global Agenda 2015 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在阿布扎比举行。
作者：Marc Levy，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副主任，同时是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Data-Driven Development。
图片：2008年10月3日，一名科学家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LHC计算网格中心进行维护。路透社/Valentin Flaura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