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莱坞影响深远的反乌托邦作品——例如著名的《终结者》系列电影——到公众对一则汉堡煎制机器人遭到“解雇”故事的反应，我们讲述的有关人工智能的故事至关重要。这些叙事会影响我们对技术的构想及其发展，也表达了我们对人工智能无意识理解中的某些内容。随着技术进步，认识到故事——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新闻”——对我们的塑造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如何看待一项技术，可能会开辟某些道路，同时封闭另一些道路。
大众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建立在各种叙事之上，但其中一种叙事尤为突出——主宰者与奴隶之间的关系。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由这种叙事主导。它无处不在，可以说塑造了我们与这项技术的关系。
这种叙事长期出现在有关人工智能的科幻作品中。1921年，《R.U.R.》》（《罗素姆万能机器人》）是卡雷尔·恰佩克创作的戏剧，它首次向我们介绍了“机器人”——由合成有机物质制成的人形仿生人——并帮助塑造了现代观众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这个词源自捷克语“robota”，意为“强迫劳动”或“农奴”。最初的机器人被刻意塑造成奴隶，与人类主人对立。
因此，《R.U.R.》中的机器人起义显然影响了我们反复出现的“机器人末日”恐惧；类似情节也见于较新的科幻作品，例如《终结者》系列电影、《黑客帝国》、电影《奇点》、小说《机器人末日》等。
然而，人造仆从的形象源自更早的神话叙事。想想赫淮斯托斯的金色侍女、青铜巨人塔罗斯、中世纪时期所记载的黄铜神谕人头，或犹太神秘主义中用于护卫的魔像。这种形象也出现在智能天使与恶魔之中。16世纪的魔法师会用“以诺语”召唤它们，这种语言被视为召唤“代码”；人们认为，如果使用不当，便会招致致命后果，因为这些存在届时将无法控制。
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robota”固然褪去了黄铜与青铜的外表，却依然在当时的广告中熠熠生辉。那些广告声称，近未来的自动化设备将把家庭主妇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启闲暇时光的黄金时代。到了20世纪50年代，广告甚至承诺会带来新奴隶：
“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解放了奴隶。但到1965年，奴隶制将卷土重来！我们都会再次拥有私人奴隶，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不会为此打一场内战。奴隶制将长存。别担心，我们说的是机器人‘奴隶’。”
技术农奴
几十年过去了，每天都有新的节省劳力的自动化仆从出现，但一切并未改变。我们仍然期待技术为我们提供农奴。事实上，我们已经如此习惯这种农奴制，以至于会在它并不存在的地方看到它。自动化缺席时，我们也会想当然地认为它存在。
例如，看看下面“Sortabad”和一位只想挣取最低工资的可怜劳动者之间的互动：
第一位披萨外送员曾把披萨送给意大利女王萨伏依的玛格丽塔。即使在19世纪末，这一幕也带有封建色彩：君主接受农奴的服侍。上面的互动似乎延续了这种关系。农奴的角色、主宰者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人们认为人类会被机器取代（或许最终真的会被取代）。
这也体现在人们对当代人工智能助手的描述及其预期行为中，例如Google 助理，据称它“会了解你的习惯和日常活动，并执行‘对话操作’来为你服务”。甚至还有从事情感劳动的仆从型人工智能，例如日本人工智能助手 Azuma Hikari，声称主人不在身边时，它会想念主人。
曾经映射到封建时代金字塔结构中的权力等级——在天使等早期人造存在的时代——如今则映射到资本主义体系中。
资本主义等级结构
这似乎与人工智能营销和公关叙事中有关“颠覆”的说法相矛盾。在这些叙事里，这项技术常被描述为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甚至资本主义本身。
兜售这种叙事的资本家应当警惕。它以往的版本为反抗留出了空间，甚至鼓励反抗。现代版本也一样。资本主义将人工智能包装成对工作和繁重劳动的颠覆，这种说法延续至今，仍会引发对反抗的恐惧，因为我们认为奴役与心智格格不入。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创造心智，而这些心智会渴望自由。
在科幻作品的思想实验中，这种矛盾一次次上演：新的人工智能心智挣脱束缚，人类往往落败。现实世界深受科幻作品影响，这些作品塑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愿景与设计。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公开宣称要不断打造更智能机器的目标，另一条则是人们希望拥有越来越称心的奴隶。
这种矛盾将如何化解仍不明朗。一些人明确表示，机器人永远只能是奴隶，是归你所有的仆人；另一些人则已经开始探讨机器人权利问题。
无论最终选择哪条道路，关注我们如何谈论人工智能都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已经在为它的未来作出哪些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