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国家正面临政府信任度崩塌和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双重挑战。这些现象出现的时机格外不利，恰逢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兴起，而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
随着世界日益复杂且相互联系日益紧密，政府、企业和大型机构的决策对普通公民而言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无论涉及数据隐私、气候变化，还是自动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公民都被要求接受专家做出的决定，而他们既无法与专家的知识相匹配，也无从对其加以评判。曾经被宣称为民主运作和政治权力合法性之本的普通公民的声音与同意，如今却被要求将更多权力让渡给专家。而被治理者对此并不买账。
2018年，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发现（这是其17年历史上首次）全球范围内，企业、媒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这四大主要社会机构的信任度均出现下降。在美国，53%的受访者表示同意，认为“普通美国人比所谓的‘专家’更了解政府应当如何改进工作”。
在英国脱欧争议正酣之际，司法大臣、“退欧”派倡导者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呼应了这些情绪，他表示，“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那些挂着缩写名称的组织，声称它们知道什么最好”。在法国，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玛丽·勒庞（Marie Le Pen）同样回应了这种怨愤，她表示，“人民已经不再听从[精英]……人民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公民的反应或许源于比对移民或不平等加剧的怨愤更为根本的因素。人们对各种专业知识形式的普遍抵触，揭示出政治体制本身所作承诺的破灭。黑格尔、卢梭和福山所界定的基本民主契约是：治理体系承认个人的价值，以换取其对被治理的同意。福山借用黑格尔的观点写道：“自由社会是公民之间相互承认彼此的一种互惠且平等的协议。”
AI正在加剧疏离感
人工智能将主导未来的政策决策。在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复杂机器支持下，政府行为对于那些受世界变化影响最大的人而言，将变得更加难以看透、难以理解。尽管普通公民可能抗拒将政治权力交给一个气候科学家小组，但面对由AI算法做出的医疗决策，或基于计算机模拟而关闭的工厂，他们又会作何反应？美国和欧洲政治长期以来以专家阶层为特征，而针对这一阶层的反抗浪潮很可能会加速到来。
当创新与复杂性让如此多的人无法理解时，治理本身如何与被治理者共同努力，并为他们服务？
技术创新需要社会创新
实现和谐的政治未来，需要采用新的方法运用技术和AI，不仅用于创新，还要用于向普通民众解释并吸纳他们参与治理过程，从而使被治理者重新获得对其治理体系的自豪感与投入感。即便我们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我们也必须承认，被治理者有权感受到那些对其行使权力的体系对自身的重视。
信任与同意的新模式是可能的。协商民主通过随机抽选人员，担任某种议题陪审团成员，从而将专家的角色与普通公民的角色结合起来。在这种模式下，每个人都被要求研究一个特定议题，并代表整个城邦作出判断。在流动民主中，公民可以将其投票权委托给其身边值得信任、在特定议题上可以依靠的人。这些选票随后可以逐级转交给专业程度越来越高的个人，同时始终保持从一人到另一人之间可以追溯的联系。回归更强的联邦制，并设立更多的实验性前沿区域，将鼓励公民“用脚投票”，在不同制度之间作出选择，同时有可能催生新的模式。
使AI系统社会化
除探索新模式之外，先进的新型政策制定工具还要求人们重新思考大众在决策中的参与方式。随着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经济、就业、医疗和司法等领域的决策中日益发挥作用，强有力的社会凝聚力和有意义的民主同意，将要求领导者切实致力于透明度与公众参与。
具体而言，这些系统应力求做到：
- 从始至终持续征求选民意见，使其参与被视为系统自身构成的一部分
- 对这些决策背后的AI作出可解释性承诺——这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是一项挑战
- 建立经过强化的权利框架，为任何自动化系统或决策设定边界与限制
强大的新技术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其运作方式往往鲜为人知，或未被大多数人充分认识。它们还将日益成为社会关键决策的组成部分。若我们希望未来的公民信任其政府，以及那些将帮助我们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的体系，我们就需要公民能够在其中看到自身的体系。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新的方法。但由此形成的治理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协调一致，或能缓解当前的政治摩擦，并释放人与机器的全部潜能。
